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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相悖》，企鹅丛书，伦敦，1977。强奸展现了阳物统治的现实。
似乎清楚的是，在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恐吓和骚扰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续而非明显的断裂。强奸、殴打甚至谋杀妇女与非暴力的异性遭遇、即对性客体的压制和征服具有相同的核心因素。里兹·凯利：《残存的性暴力》，政体出版社，剑桥，1988。那么，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色情文学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呢？回答这个问题时，重要的是确定性暴力是否是男性长期压迫女性的组成部分，或是否与本书探讨的变化相关。
如前面关于男性性征的探讨所示，压制和侮辱女人的冲动也许是男性心理学的发生学方面。然而，可以商榷的是（尽管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有争议的），在前现代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控制从根本上说并不依赖暴力实践。这种控制是通过男性特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以及不同分工的原则而得到保证的。妇女常常被男性施与暴力，尤其是在家庭场合；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在公共角逐场上受到保护，而男人却要相互施与暴力。在前现代的欧洲，强奸之所以“主要发生在边境、边疆、殖民地、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在烧杀劫掠的入侵军队中”罗伊·波特：《强奸具有历史意义吗？》，载希尔瓦纳·托马塞利和罗伊·波特编《强奸》，第235页，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86。，其原因就在于此。
这个名单长得可怕，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暴力极少是施与妇女的：在这些“边界”地区，暴力公开发生，而强奸不过是其他残酷和屠杀活动之中的一种，参与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从事毁灭和被毁灭的男人。这种边界环境的一个特点是，妇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不介入男性领域，男人也不能保证她们的安全。
在现代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妇女空前地生活和工作在无名的工作场所，从本质上解除了过去把两性隔绝开来的“分离和不平等”的划分。假定男性性暴力已经成为性控制的基础，这在现时代要比以前更有意义。换言之，现在，大量的男性性暴力都源自不安全感和无能，而非缘自天衣无缝的连续的父权统治。暴力是对女性共谋的衰弱的一种破坏性反映。
除了战争状况外，今天，男人对待女人也许比男人相互间的对待更粗暴。男性施与女性的暴力有许多种，但是，至少有些产生了前述的影响：暴力使性征成为偶发的了。这也许是主要的——尽管当然不是惟一的——把这种暴力与色情文学联系起来的特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不言而喻，色情文学，或大部分色情文学，就是霸权统治的组成部分，以性暴力作为二极支持而非作为阳物权力的例子。
当然，声称只有一种男性标准将是荒唐的，而假定所有人都不积极地欢迎变化将是虚假的。此外，性暴力并不仅仅是男人的活动。妇女在家庭场合常常向男人施与身体暴力；暴力在女同性恋关系中也并非不寻常，至少在某些环境下是如此。研究美国的女性性暴力可以表明女同性恋的强奸现象、身体的殴打和用枪、刀和其他致命武器进行的攻击。卡雷·罗贝尔：《为暴力命名》，海豹出版社，西雅图，1986。与斯托普斯通信的大多数男人都是为了增进女方的性满足而要求解决性问题的。有规律地嫖娼的许多男人都希望充当被动的而非主动的角色，不管这是否涉及实际的性受虐实践。有些男同性恋者在被动从属的状态下找到最大的快感，但许多人也能交换角色。他们比大多数异性恋者更成功地孤立出辨别力，将其局限于性欲区。一位男同性恋者说道：“有些幻想束缚我们，有些幻想释放我们。……性幻想一旦自觉地应用就能创造一种抵抗秩序，一种破坏，和我们无法逃脱的一个微小空间，尤其是当它们把主动和被动、男性和女性、统治和被统治之间鲜明而压抑性的区别搅混在一起的时候。”转引自林·塞加尔：《缓慢行动》，第262页，维拉哥出版社，伦敦，1990。
女性性征：互补性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原则，即每一种性别都是另一种性别所不是的东西，那么，在女性性征与男性性征之间就将有一种简单的协调。事物并不是如此界限分明的，因为所有儿童在性心理发展方面都具有共性，尤其是在早期生活中。从今天的视角看弗洛伊德的思想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他都是第一个阐明这一现象的人。女孩也有类似于男孩的性史——尽管对弗洛伊德来说，其原因在于她们的早期性征“表现出彻底的男性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性的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当两性都发现小女孩缺少什么东西时，差异便介入进来；每一种性别都认为她被阉割了。
在弗洛伊德看来，从心理学上说只有一种生殖器官，即男性生殖器。尽管女孩的生殖器最初被男孩所忽视——一直到产生阉割的幻想时——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她所缺少的是阳物，因此想要拥有它。甚至在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女孩的经历并非与男孩的经历直接构成互补。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在男孩中才同时发生对父母一方的爱和对作为对手的另一方的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篇论文》标准版，霍伽斯出版社，伦敦，1953。女孩脱离母？，责怪她缺乏阳物，尽管她同样无法与父？认同，或把攻击移植到父？身上。
在对弗洛伊德的“逆转”中，肖多罗等作家从类似的观点出发，提出比之弗洛伊德原来假设的更大的一种互补性。据他们所说，女孩保持着男孩已经经历过的性心理发展的那些特征；男孩形成一些特征，形成对世界等事物的一种工具性态度，而女孩却不具备，或只有细微的表现。从一开始，母？与男孩的关系就不同于她与女孩的关系。她认为男孩相当不同于女孩，并以较“自恋”的方式去爱女孩。乔治，斯坦伯连：《男性幻想/男同性恋的现实》，第159～160页，海马出版社，纽约，1984。每一种性别都有所得，每一种又都有所失，尽管男孩失去的更多一些。女孩有较强烈的性别认同，但自治和个性感却较弱；男孩有能力从事独立活动，尽管为此而付出的情感代价是高昂的。
按照前述的命题，姑且修改并历史地追溯这种解释，试图表明何以应该避免对互补性的过分强调。母？身份的发明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母？在男孩和女孩眼里是无上的权力和无上的爱，在前几代人中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种权力和爱也相关于儿童的自治性，哪怕是在早期的童年生活中，人们对儿童自治性的重视也强似以前的典型强调（尽管有许多经验性例子证明这种重视大多受到了阻碍）。
男孩与母？的决裂导致这样的后果，即他对妇女的依赖被掩盖起来了，并在一种无意识和往往是自觉的层面上受到否认；在后来的生活中很难把性征融入自我的反映性叙事之中。不妨重申，男人易于压抑的不是爱的能力，而是情感的自治性，这对保持？密关系极为重要。女孩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这种自治性，这与其说取决于表达情感的禀性，毋宁说取决于交流。这种交流能力应该视作与男性易于发展的那种“工具性能力”一样重要。
在？密关系方面男人对女人的依赖不仅仅表现在性领域里，而且也可以体现为友谊。俱乐部或体育队等组织由于其全部男性的特点而提供了发展和巩固兄弟情谊的环境。然而，从纯粹关系特点的角度看，兄弟情谊——来自共同而且独特的男性经验的纽带——与友谊并不是一回事。对美国200名男女的一次深度研究表明，2/3被采访的男人都说不出一个？密朋友来。而即便有的话，那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在被采访的妇女中，3/4都可以随口说出一个或更多的？密朋友，对她们来说，朋友实际上永远是女性的。已婚或单身女性都可以举出作为？密朋友的其他女性。莉莲·卢宾：《？密的陌生人》，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纽约，1983。见司徒雅特·米勒：《男人与友谊》，盖特维出版社，伦敦，1983。
承认阳物权力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是一次冲击——因为他们已经发展的能力受到了威胁，即便没有被这一发现完全推翻的话。就男孩的情况看，在性这方面，阳物成了一个能指，表示要控制女人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能力。然而，阳物越是变成阴茎，它就越在集冒险与快感于一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