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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的事件是独具当代特色的：作为对普通人生活的探讨，小说的背景不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的时代。它假定相当程度的性平等，而且特别倚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进入一种“严肃的”性交往之前（甚至期间或脱离这种交往之后），一个女人有许多情人这本是寻常之事。当然，总是有一少部分妇女，对她们来说，性多样化，并把性多样化作为平等的标准，是可能的。但大多数妇女都可分为贞节和放荡两种，而“放荡的”妇女只存在于礼仪社会的边缘。“贞节”一直是根据一个女人对性诱惑的拒绝来定义的，这是受不同制度保护的一种拒绝，如在陪伴下的求婚，强迫的婚姻，等等。
另一方面，男人传统上一直被视为——不仅自视为——出于身体健康而需要性多样化。男人在婚前与许多女人有过性接触，一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婚后的双重标准是一个真实现象。如劳伦斯·斯通在他对英国离婚史的研究中所说，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经历的一种严格的双重标准才存在。对妻子来说，单单通奸行为就是“对财产法和遗传思想的不可饶恕的违背”，一旦被发现就要遭受极严格的惩罚。对比之下，丈夫的私通则被普遍“认为是令人遗憾但却可以理解的小毛病”。劳伦斯·斯通：《通往离婚之路：1530～1987年的英国》；第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0。
日常实验，关系，性
在一个性越来越平等的世界上——即便这种平等远没有完成——两种性别都要根本改变相互的看法和行为。要求妇女做到的调整相当大，但是，也许由于这位小说家是位男性，所以，这些调整在书中既没有充分地再现出来，也没有得到极为同情的刻画。格拉海姆的前妻芭芭拉被描写成一个十分苛刻的人，格拉海姆为她的态度所困惑；当他对安妮产生矢志不渝的爱情时，他对安妮的观点和行为也几乎没有更深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除了对安妮以前的生活进行钻研外，他实际上一点儿都不了解安妮。
格拉海姆试图以传统的方式处理芭芭拉和安妮的行为：女人是有感情的、富于幻想的，她们的思维过程不是沿着理性的路线进行的。然而，他对这两个女人充满激情，在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尤其对安妮充满激情。现在的妻子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把她当作那样的女人对待。当她与格拉海姆结婚后去见杰克时，她坚决地拒绝了杰克的挑逗。然而，格拉海姆无法摆脱发生在他“控制”她之前的那些行为所带给他的恐惧感。
小说家巧妙地传达了格拉海姆第二次婚姻的开放的实验的性质；这与第一次婚姻有着本质的不同。显然；格拉海姆的前一次婚姻更像是一个“自然给予”的现象，是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分工为基础的。与芭芭拉在一起时，婚姻是一种事物状态，并非是生活的特别补偿，就仿佛做一种你并不特别喜欢的工作，但却要尽职一样。对比之下，与安妮的婚姻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必须经过经常的协商和“解决”。朱利安·巴恩斯：《邂逅之前》，第55页以后。在第二次婚姻中，格拉海姆进入了一个新世界，那是在他年轻时几乎没有出现的世界。这是性协商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关系”世界；其中，“忠诚”和“？密”等新的术语成为首要的了。
《邂逅之前》是一部关于在一个经历深刻变革的社会世界上男性焦虑和男性暴力的小说。妇女不再接受男性的性控制了，两种性别都必须认真理解这一现象的含义。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虑。我们的人际存在正经历着彻底的变化，使我们都卷入了我所说的日常社会实验之中，更广泛的社会变化要求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从事这种实验。姑且从社会学角度更充分地说明这些变化，而这关系到婚姻和家庭，也直接关系到性。
社会变化和性行为
莉莲·卢宾1989年研究了美国上千名从18～24岁的异性恋者的性史。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的证据揭示了过去几十年中“男女关系发生的几乎惊人的比例变化”。莉莲·卢宾：《性战》，第8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4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都与年轻的调查对象的早期性生活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照。作者在前言中？自证实了老一代人提供的情况，她本人就属于那一代。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结婚，结婚时是个处女，是“循规蹈矩”的一个女孩，而且从来不会做“出格”的事。当时给性剥削划定清楚界限的并非她一人，她和朋友们都遵守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她的未来的丈夫是个积极的参与者，为保证这些准则得以实施：他关于性行为的“对错”标准与莉莲本人的标准是相符的。
女孩婚前的贞节是两种性别都赞赏的。如果她们与男朋友发生过真正的性交，也几乎没有人公开这样的事实——许多女孩只可能允许与自己正式定婚的男孩发生性关系。性比较活跃的女孩都要受到其他人的诋毁，而且要受到占了她们“便宜”的男性的诋毁。正如女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或抑制性诱惑的能力一样，男孩的社会声誉取决于他们所能达到的性征服。一位45岁的调查对象说，大多数男孩只能通过“与那些女孩即妓女鬼混”才能成功。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的青少年性活动时，好坏女孩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适用，如男性征服的伦理仍然适用一样。但其他人的态度，尤其是许多青少年女孩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女孩们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包括性交。在卢宾的调查中，实际上没有青少年女孩谈论为了人们所期待的定婚或婚姻而“拯救”自己。相反，她们讲的是一种传奇和忠诚的语言，这种语言承认其早期性参与的无限潜力。因此，在回答卢宾提出的关于与男朋友的性活动的一个问题时，一个16岁的调查对象说：“我们相爱，所以没有理由不应该做爱。”然而，当卢宾问她打算与这位性搭档维持多久时；她的回答是：“你是说我们是否要结婚吗？回答是不。或者我们明年还会在一起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明年距现在还相当遥远。大多数青少年都不能相聚如此之久。但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与别人约会。这是一种忠诚，不是吗？”莉莲·卢宾：《性战》，第61页，法法尔、斯特劳斯和吉鲁斯出版公司，纽约，1990。
在前几代人中，对性活跃的女青少年来说，传统上是扮演纯真的角色。这一关系在今天通常被倒转过来：只要必要，纯真就会扮演世故的角色。据卢宾的发现，女孩性行为和态度的变化比男孩要明显得多。她的确与一些男孩谈过，他们都对性与忠诚的关系特别敏感，他们拒绝把性成功与男性勇武等同起来。然而，大多数男孩都羡慕与许多女孩约会的男友，同时谴责与许多男孩约会的女孩。在卢宾的抽样调查中，一些女孩模仿传统的男性性行为，而且是公开地、无所顾忌地进行模仿。面对这种行为，大多数男孩都报以愤怒的反应。他们仍然需要纯真，至少是某种纯真。卢宾采访的年轻女人中有几个恰值结婚前夕，她们认为有必要向未来的配偶隐瞒她们以前的性经验的范围。
卢宾的研究与其他调查构成了反响，适用于一切年龄组合。其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性活动扩展的多样性，其中，大多数人都参与或认为适于让别人参与进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因此，在40岁以上的男人和女人中，在青少年时期进行过口交的还不到1/10。在续后的每一代人中，比例逐年增长。在目前这一代青少年中，尽管不是普遍的实践，但口交却被认为是性行为的正常组成部分。卢宾调查的每一个成年人现在至少都有过这种经历——这居然是在一个其法典仍然把口交列为“施虐行为”、在24个州里仍被列为非法活动的社会里发生的。
男人大多欢迎这样一个现实，即女人们变得越来越乐于从事性活动，他们声称，在较长期的性交往中，他们想要在知识和经济上与自己地位平等的女性。然而，据卢宾的发现，当面对这种选择的暗含意义时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深切的不安。他们说女人“丧失了温情”，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