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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发展史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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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后诸帝每继位,皆如之。寇谦之卒时,年八十四,正月间,先示弟子谓梦中成公兴召之于中岳仙宫,五月二十七日,果羽化,有清气若烟,自其口出,尸体引长,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后渐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能不死也。后又有人见之于嵩山之顶云云。
    由以上简略的引据,可见在北魏时代,寇谦之正式建立道教的规模。及至魏武帝时代,引起道、佛两教争端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信奉谦之天师的弟子权臣崔浩所主动。其动机,当由于狭隘的宗教心理作祟,同时,亦由佛教本身自有流弊而促成其事,如佛教典籍《佛祖历代通载》所记云:
    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长安,与崔浩皆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白太武,太武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同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合寺僧,阅其财产大有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人(按:或为掩蔽逃难妇女而设,亦不可知)。浩因说帝,将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切谏以为不可,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烧经像。还宫,敕台下四方,命一依长安法。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匿亡获免,收藏经像。塔庙在魏境者,无一孑遗。迨太子继位为文成帝,召复佛教。后浩以修国史得罪,夷五族而死,果报甚惨云云。
    但自北魏永平二年以后,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到了延昌年间,北魏佛教,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梁武帝在南朝方面,亦大事修造佛寺,这在中国宗教史上,实为佛教的一大盛事,当然会引起诸山道士的反感,也是理所必然的事。由以上的征引,可见道教在北魏时代,自道士寇谦之开始,综合秦、汉、魏、晋的神仙方士之术,及役使鬼神、符箓、法术等流派,形成初期正式道教的规模,从此而代有充实,一变综罗复杂的道家学术,成为比较纯粹宗教性的道教,奠定道教仪式的斋忏醮仪等规矩,而为唐宋以后道教教仪的根据。若以进化史的观念论断,从此以后研究道教,则较为有条理系统可循。如从原始道家学术的立场言之,则有南桔北枳之异,醍醐变为乳酪,精华散失,犹存糟粕之感矣。
    第二节  南朝的道教与陶弘景
    自寇谦之在北魏创建正统的天师道,使之成为正式的宗教以来,不但在北朝已深植根基,由此渐及南朝六代,亦普开风尚。当此时期,佛教的传布基础已立,但未能独步天下的原因有二:
    (一)由于民族意识的反感,士大夫们据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标榜的“三纲五常”为之力争,而斥佛教为“无父无君”的异端。
    (二)因道教外冒黄、老的传统,内主老子、列子、庄子的思想,与神仙方士的学术,以及儒、道不分的形态,无论在政治地位,以及朝野信仰上,或明或暗,随处与之抗衡对立。但风气所及,所有六朝学术与文学的著作,普遍的共通思想,都已不离道、佛两家的范围。因历史背景与社会风气的影响,朝野上下,在百余年间,都被道、佛思想所左右,并且皆以此种思想形态,笼罩一切。尤其到了南朝的梁武帝,遂在这种思想风气的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者。因梁武帝笃信佛、道两教,曾亲自三度舍身僧寺为奴,宣讲佛经,而又同时亲讲《老子》,并且亦崇尚孔、孟之学。他不但对三教有同好,而其兴趣尤多偏重超脱的出世情调,在行为生活方面,有许多地方,俨然如一宗教家。可惜时代英雄,使他作了皇帝,倘使他一生从事学术或宗教的研究,也许在千秋事业的成就上,较为一代之雄更为伟大。唐代贤臣魏徵论史,对于梁武帝与宗教关系,曾有最中肯的论断,如云:
    高祖固天攸纵,聪明稽古,道亚生知,学为博物,允文允武,多艺多才。爰自诸生不羁之度,属诸凶肆虐天伦之祸,纠合义旅,将雪家冤,曰纣可伐,不期而会,龙跃樊汉,电击湘郢,剪离德如振槁,取独夫如拾遗,其雄才大略,故不可得而称矣。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而布泽施仁,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学,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区,泽周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斫雕为朴,慕名好事,崇尚浮华。抑扬孔墨,流连释老,几终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饰智以惊愚。且心未遗荣,虚厕苍头之位。高谈脱屣,终恋黄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饮食男女。至于轩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惠。高祖屏除嗜欲,眷恋轩冕,得其所难而滞其所易,可谓神有不达,智有所不通矣。
    又如《新唐书·萧瑀传》赞曰:
    梁萧氏兴江左,实有功在民,厥终无大恶,以浸微而已,故余社及其后裔。以此验魏徵之论,益见其为平允。
    陶弘景调和道佛的主张
    梁武帝酷好道、佛两教,故两教的奇才异能之士,亦应运而兴。在佛教,有宝志禅师(又称志公)、傅翕(又称善慧大士)等人,杰出诸方,在粱武帝朝中处于师友之间的关系。在道教,有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修道于句容茅山,亦与梁武帝处于师友之间,时人号为“山中宰相”。如史所云:
    粱处士陶弘景,仕齐为奉朝请,弃宦隐居茅山。梁主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书,焚香虔读。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大议,必先咨之,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殁,为诗曰:夷甫(王衍字)任散诞,平叔(何晏字)坐空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盖因时人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弘景故作诗讥之。
    陶弘景在南朝的政坛上是负有时代重望的人物,而其毕生致力学术的方向,始终以修道炼仙为目的,从南北朝的道教史而论,他与北魏时代的寇谦之,都是建立道教的中坚分子。但寇谦之是以纯粹道教的宗教姿态从事传道的活动。陶弘景犹有道家老、庄的风格,参合神仙方士的道术,介乎入世出世之间,隐现风尘,游戏三昧。而他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佛家思想的成分,而且是趋向融会道、佛两家思想与方法的前驱。至于修炼神仙与采用道术的方法,注重养生丹药而近于抱朴子,故亦著有关于医药方伎的《肘后百一方》等书。但在天人的观念上,他亦如寇谦之一派,注重斋忏醮仪的祈祷,著有道教著名内典的《真诰》一书。但对于神仙事业的地位,他与抱朴子及寇谦之等观念,又有迥然不同之处,如其所著《真灵位业图序》云:
    夫仰镜玄精,睹景耀之巨细。俯盼平区,见岩海之崇深。搜访人纲,究朝班之品序。研综天经,测真灵之阶业。但名爵隐显,学号进退,四宫之内,疑似相参。今正当比类经正,譬校仪服,埒其高卑,区其宫域。又有指目单位,略说姓名,或任同秩异,业均迹别者,如希林真人,为大微右公,而领九宫上相,末委为北宴上清,当下亲相职耶。诸如此类,难可必证。谓其并继所领,而从高域粗,事事条辨,略宜后章。辄以浅识下生,轻品上圣,升降失序,梯级乖本,惧贻谪玄府,络咎冥司。今所诠贯者,实禀注之奥旨,存向之要趣,祈视跪请,宜委位序之尊卑,对真接异,必究所遇之轻重。虽同号真人,真品乃有数。俱自仙人,仙亦有等级千亿。若不精委条领,略识宗源者,犹如野夫出朝廷,见朱衣必令史。句骊入中国,呼一切为参军。岂解士庶之贵贱,辨爵号之异同乎。
    关于道、佛两教学术的争执,当北齐之际已有正式下诏敕诸沙门与道士达者,如陆修静等,亲自校对法术理论的事实。及南朝梁武帝时代,道、佛两教的纷争,虽愈趋尖锐,但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已经开始融通互会,渐次入于同流的趋势,名士如沈约、刘勰,隐士如何点、何胤。佛教法师如慧文、昙鸾等人,都是领导此一风气的人物。尤其如陶弘景对于道、佛两教的论断,当时已有极其深刻的名言,如其《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云:
    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辨。虽然,试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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