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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决策要素的关系：训练有素的人，训练有素的思想，训练有素的行动。
如果一种技术不能完全适应刺猬理念中的三环理念，公司就要抛弃所有的迷茫和
恐惧，以一种极其沉着冷静的方式去经营。然而，一旦它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
的技术时，它们就会狂热而且富有创造力地应用这些技术。
在一些对照公司中，我们发现只有三家是技术使用的首创者。这三家公司是
克莱斯勒（电脑辅助设计）、哈里斯（电子印刷）和乐佰美（先进的生产技术）
—它们的地位并不稳定，这说明技术本身并不能产生持久重大的结果。例如，克
莱斯勒公司虽然采用了先进的计算机辅助和其他设计技术，但是它始终没能把这
些技术和连贯的刺猬理念联系起来。克莱斯勒在2 0世纪8 0年代中期还徘徊在
三环之外，从湾流喷气机到M a s e r a t i赛车，这说明仅依靠先进的技术是不能
把公司从低谷中拯救出来的。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刺猬理念作指导，没有训练有
素的文化使之在三环之内的话，技术是无法造就出一个卓越的公司的。
技术陷阱
当我撰写这个章节时，我的脑海中浮掠过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1 9 9 9
年《时代》杂志评选爱因斯坦为“2 0世纪的伟人”。假设你把世纪伟人限定在下
面这个框架：“如果那人没有出现，今天的世界又会怎样？”那么，和丘吉尔、
希特勒、斯大林或甘地与这些领导人相比—无论是好还是坏，这些人真正改变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选择爱因斯坦为时代的伟人，就很意外。物理学家们指出，
不管有没有爱因斯坦的出现，科学界都会发现相对论，也许是5年以后，很有可
能是1 0年以后，但绝不可能是5 0年以后。纳粹根本没有原子弹，而盟军没有
原子弹也会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虽然那样会牺牲更多盟军官兵的生命）。
那么，为什么《时代》周刊会评选爱因斯坦为时代的伟人呢？
《时代》周刊的编辑解释说：“很难将科学家的影响力和政治家的影响力加
以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某些时期主要是以政治标准来划分的，有些时期是以
文化标准来划分的，还有些是以科学成就标准来划分的。那么，2 0世纪留给人们
的是什么呢？
是民主，是公民权利。没错，然而2 0世纪留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震撼全球的
科技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比政治家更能解放人类。在科学技术占主
导地位的世纪中 在我们这个狂热地追求偶像的年代里，爱因斯坦就变得备受瞩
目。”
实际上，《时代》周刊杂志的编辑在评选时代伟人时并不是像评选时代主题
（技术和科学）那样，选择一个最有名气的人。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宣布爱因斯坦为世纪伟人的前几天，《时代》杂志宣布
了1 9 9 9年的名单。花落谁家呢？它就是电子商务的宠儿，亚马逊网站公司的
杰夫·贝泽斯，这又一次使得我们被技术带来变革这一结论所困扰。让我说得更
清楚些吧。我并不是说赞成或是不赞成《时代》周刊的评选结果。我只是觉得这
些结果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因为它是我们了解现代人心灵的窗口。很显然，我
们都承认技术和技术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
这使我联想到第二个事件。撰写这本书实在很辛苦，作为短暂的放松，我去
明尼苏达州马斯特斯论坛作了几场演讲。马斯特斯论坛举办经理人研讨班已快满
1 5年，我很好奇，想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哪些主题讨论的频率最高。论坛的
两个策划人吉姆·埃里克森和帕蒂·格里芬·詹森说：“技术、变化以及两者之
间的关系就是众多永恒话题中的一个。”“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我问道。“人
们弄不清他们不明白的事儿，”他们解释说，“人们总是害怕某种新的技术会从背
后偷袭而来，并击倒他们。他们并不了解技术，很多人还对技术感到恐慌。但是
他们都很清楚技术是推动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需要密切关注技术
的发展。”
由于我们的文化对技术的偏执，也由于许多实现跨越的公司曾经都是先进技
术的应用者，你也许就会认为“技术”是我们和卓越公司的决策者们谈话中的一
个重要的话题。
我们很惊奇地发现在被访问的卓越公司中，8 0％的公司主管都没有把技术
列为公司转变期内必备的5大要素之一。此外，即使一些公司提到了技术，平均
起来技术只排在第4位。在8 4位被访问的主管中，只有两人认为技术是最重要
的因素。
如果技术真的至关重要的话，为什么这些卓越公司的决策者很少提到它呢？
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忽视技术，而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而且远远领先于同
行业的其他公司。此外，很多卓越公司均因率先使用先进技术得到过奖励，并接
受过众多媒体对他们的报道。然而，这些主管却很少谈到技术因素。这种对比使
人感觉，媒体报道的和公司主管描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公司！
例如，纳科尔公司因率先使用最先进的微型碾磨钢铁生产技术而闻名，因此，
许多篇文章和两本书就曾宣扬过公司对薄板层铸造和电动弓形熔炉技术的巨额
投资。如今，纳科尔在商学院已经成为通过开拓新技术来破除旧秩序的典范。当
纳科尔公司处于转变期时，我们曾邀请其行政总裁肯·艾弗森列出从优秀向卓越
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5个因素。你认为他会把技术排在第几位？第一位？不是。
第二位？不。第三位？非也。第四位？仍然不是。第五位？对不起，还不是。肯·艾
弗森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的连贯性和构想出整个机构组织哲学体系的能
力，这需要我们排除等级和官僚制度。”停下片刻，对此思考一下。这里我们有
一个极好的案例分析，公司通过使用新技术来破除旧秩序，然而作为决策人的公
司首席执行官，居然没有把技术列为公司转型的5大重要因素之一。
在与纳科尔公司不同决策人员的会谈中，我们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我们访
谈的7名主要主管和董事会成员中，只有一人将技术列为转变期内5大因素之一，
绝大多数人都关注其他因素。在访谈中，一些主管人员确实谈到了纳科尔公司在
技术上的大量投资，但是他们更强调其他因素—教育员工具有勤恳的工作精神，
安排合适的人员在重要的管理岗位上，建立简单的组织结构并减少官僚，制定严
格的钢铁性能指标以提高每吨制成钢铁的利润。技术是纳科尔方程式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但只是次要部分。纳科尔公司的一位主管总结说：“我们的成功2 0％来自于新技术，8 0％来自于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
其实，你可以在同一时间，在与纳科尔公司拥有同样资源的任何公司中采用
与纳科尔相同的技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会取得和纳科尔公司同样卓越的成
就。就像代托纳5 0 0汽车赛（Daytona 500），在竞争中取胜的主要变量不是赛
车，而是赛车手和他的团队成员。并不是说赛车不重要，而是说它只处于次重要
地位。
一个公司之所以平庸，最重要的原因是管理不善，而不是技术落后。伯利恒
钢铁公司所处的困境与微型碾磨钢铁生产技术关系不大，但与公司长年敌对的劳
资关系有很大关系，因为这导致了公司落后而低效的管理。伯利恒公司早在纳科
尔公司和其他小型工厂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之前，就已经开始走向了长期滑坡。
实际上，当1 9 8 6年纳科尔公司在薄板层铸造技术上取得突破时，伯利恒公司
的市场价值就已经下跌了8 0％。这不是说技术与伯利恒公司的衰落并无关系，
事实上技术确实起了作用，并且最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技术起到的
是加速伯利恒灭亡的作用，而不是它灭亡的原因。同样的道理—技术是加速器，
而不是原因—只是在这组对比的案例中，技术起了相反的作用。
诚然，我们在比较这些公司时，并没有发现哪一家公司的灭亡是由水中突然
钻出的技术鱼雷造成的。R·J·雷诺烟草公司失去世界第一大烟草公司的地位并
不是技术造成的，而是公司的管理混乱和多样化经营缺少计划性造成的，接着它
又牺牲公司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