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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汉人杀绝，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会被异族取代，最终整个中国都被这些白种胡族彻底占据。汉族人最终的命运会怎样？看看今天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就知道了。
羯赵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因为羯赵的统治者是一群来自西域的“杂胡”——羯人，就算他们是昭武九姓中的一大姓，也仅仅是异域胡人而已，如果不是中原天下大乱，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帮相貌怪异、臭气冲天的家伙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而且，这些羯胡几乎个个都有恶霸习气，三十年来，饱受凌辱，时刻在死亡恐惧中生活的汉人，对这些身穿奇装异服、相貌令人生憎的羯人怨入骨髓，一旦仇恨的盖子揭开，肯定会倾尽宿怨。
两晋时代，汉人血液中仍澎湃着尚武、复仇的血性，怯懦、容让和退缩还未成为文化传统中的主要沉淀，因此，一旦当汉人寻找到翻身的机会，曾经做为被压迫民族的莫大屈辱一下子得到了渲泄，他们所暴发出的毁灭力量也必定令人瞠目结舌——就这样，羯族统治者三十年的残暴在历史极短的瞬间内遭到了灭族的报应，一个民族就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明末，满洲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剃发令”征服了汉族人，可到了清末又有汉族人为了剪辫子而发疯、自杀的。
日本人研究中国的历史，认为对中国人只要对其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变成驯顺的奴仆，所以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这都是汉族人血性消退，怯懦、容让和退缩酿成的苦果。
抗战胜利，猥琐不堪的在华日人，恰恰也面临羯族人当时的景况，但是最终没有几个日人被杀，中国人对这些贱虏真的非常“仁义”，还扶养了不少日本“遗孤”。其实，对这些一直凭借军队的血腥镇压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强取豪夺的日本人渣完全斩尽杀绝，把那一百万日本降兵全部活埋，来个“坑日寇百万”，因为日本狗的本性就是欺软怕硬，一朝血流成河，可以让它们在五百年内都谈华色变！
我们现在总是拿孔夫子“以德报怨”的四个字来当作我们软弱的借口和装点我们稀薄血性的掩饰，其实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当时说出的是八个字，其表述之意完全是积极、主动、大义凛然的勇武精神：“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冉闵皇帝，当这个1600年前让所有四方蛮族胆颤心惊的一代雄杰被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尊奉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
外篇 请假条
外篇 异眼看抗战；悲情叹族运…9。18到9。9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日战争正式结束。与清朝惨败的日清战争不同，中日战争，尽管可以说赢，但却只是惨胜；而且是因为同盟国特别是美国人的卷入才使日本战败投降。倘若没有美国，和族对于汉人来说，就可能是第二个满洲或蒙古。每次念及这个假设，都会毛骨悚然。在貌似的自豪和骄傲面前，更加滋生出油然的恐怖。
靠军国主义来推动近代化的日本模式，在1945年9月2日日本军阀被迫于东京湾外的密苏里号好签署令大和民族无地自容的投降协议后，走到了尽头。但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军国主义模式带动现代化是错误的。二者并没有必然关联。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否认军国主义对日本的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这是事实。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可能逃避欧美的颠覆；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难以走出幕府控制下的散沙一盘；没有军国主义，日本就不会打败清朝，用中华的血泪赔款大副提高倭人的国民素质，就不能吞下台湾和朝鲜，膨胀小日本目中无人的民族自负。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军国主义，日本人就不可能将忧患意识和武士道精神谱写成强大的现实力量。二战之后，在麦克阿瑟的设计和实施下，日本革除了有形的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的精魂已经被扬弃到日本的国民性中，并成为铸就日本经济奇迹的必要铺垫。
撇去时代等因素和有关偏见，日本军国主义与蒙古人的扩张其实可以相提并论。很多人对此不愿提及，那有着太多的隐忧，会刺激我们民族心底的深痛。今天，我们对二者的军事侵扰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审视，原因一是因为蒙古席卷全球的年代已经久远，朴素的民众记忆已尘封。二是日本人很快就失败了并受到了末日审判，而成吉思汗的蒙古没有。由此，在我们形式上的成功背后，日本人的征服没能深入人心，民族集体的痛苦意识深刻，仇恨情绪清晰。蒙古人的征服持久而深远，消灭了我们任何政府或朝廷形式的抵抗，取得了合法的形式，建立了让我们可以自欺欺人的貌似正统的可实际上却并没有汉化的元朝。加上其后满清的再次征服，蒙元作为华夏朝廷的合法性以诈传诈更进一层。于是，我们在对日本人咬牙切齿的同时，对蒙古人却格外的认同。这形成了激烈的反差。我们不愿承认标榜“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哲学，但骨子里却拜服如此。这同样体现在葛尔丹和玄烨的争夺中。在对待这场蒙古准葛尔人建州女真满洲人的利欲熏心的角斗中，我们仍然把我视角和同情放在爱新觉罗家。这只是因为满清是一个朝代，它胜利了，而准葛尔人只是一个草原流寇，来不及建立统治汉人的朝廷之前就失败了。
从陆秀夫背负宋末帝跳下崖山后，奴性就再不可避免地永远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脊梁上。现实的强权成为我们说话和思考的指针，而不是先验的公正原则。所以，对六千万被蒙元屠杀的汉人，以及汉人在蒙元政权时期的悲惨遭遇，我们的史书或轻描淡写，或以“民族融合”化之，这种整体民族性趋向下贱是非常可怕的。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
蒙元灭亡南宋，那是无法阻挡的宿命。让蒙古人从野蛮状态崛起并席卷欧亚大陆，那是上苍的天谴。伟大的文明在面对野蛮的暴力冲击总是脆弱异常，这被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化昌盛的南宋面对鸿蒙未开的蒙元覆亡于是注定无法避免。
宋是中国史上时期较长的王朝中军事上最脆弱的，但即便如此，文明柔弱的宋代军民还是击毙了让欧人恐慌万分称之为上帝之鞭的蒙哥大汗。当文天祥在狱中看到宋末的幼帝劝降时，悲壮的同时，我们只的哀叹文明的末路。只要汉奸们获得了文化领导权，坚贞不屈只是个僵死的牌坊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和生命力。汉文化第一次完全覆没于蛮夷的水面之下，窒息的不只是汉人的自由更有华夏的精气。从此之后，汉唐的风韵只可能复兴，却不再有机会继承。汉人伟大的不自欺的骄傲从此被封存为记忆。明朝的建立，在政治上远离了民主，暴腥成为官议的杀手和奴役的帮凶。随后，迁都北京，提防海洋，动手修建规模宏大的明长城的举动，标志的不仅是汉人自信的失却而且也预示着自主开拓精魂的远离。被安史胡和沙驼突厥扰乱后的中国，隋唐雄风已不再，蒙古人的出现将秦汉的风韵和隋唐的荣光冲得支离破碎，而将南宋政权的彻底击落则用超过能力的挫折改变了我们民族正常进步的大度。从此之后的汉人朝廷的行动和民众历史的书写总有着矫造而不再流畅。于是，为了不在过分自卑的氛围下生存，本只为勃尔只斤氏自豪并血流满地的荣耀却为我们斤斤乐道。可是，终究还会暴露出，这只是掩盖我们民族自身无能和已经偏执的幌子。
凭印象或文字记载而没有图纸的古建筑复制只能是模仿，而不是再现。或许有形，但却无神，更有甚者连形都不全。明王朝的出现，朱元璋的经历，注定了明王朝不可能有隋唐的贵胄之气，也不可能有两宋对文化的宽容之心。明有史以来最严酷的一人专制体制的建立，体现了一个民族宽容与自信的丧失，专制地无以复加，血腥也就登峰造极。值得庆幸的是，朱明终究缺乏治国的血统，除了早年的皇帝热衷于权力外，后面的皇帝都或多或少不乐意从政，做木匠或作瓦匠的爱好，使完美的一人独裁制度的设计没有能一以贯之的实施下去。松动的中央体制为太监弄权提供了空间，也为民间学术的繁荣留有余地，更为宽松的政治清议和内阁觉力突出缝隙。尽管不是它的本意，但多少有客观因素。面对近似完美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设计，在使太监和权臣有心却无力篡国的同时，本质却是偏执的，也注定了东林党类知识分子的悲剧。积贫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