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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箭，后来可能是从其他民族引进的。
不同的“玩艺儿”表征了不同的身分。这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某一特定的社会身分从部落群体中“分化”或“特化”出来，他（们）所使用的实用性专门用具，也随之“分离”、“特别”出来。首领或者是通灵的神使或者是世俗的强人，他们原本实际使用的职业用具随着地位抬升而不再实际使用，这使得这种用具可以渐趋远离功用的考虑，增加精致化、装饰化的倾向。武士所用的长矛异变成“权杖”，巫师所用测量工具异变成量天测地的神秘“法器”。
文化人类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先生在他的《商代的巫与巫术》一文里，对祭司（巫）和法器（工）的关系作了分析。指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巫字是两个“工”字十字交叉的形象，从其他古典文献资料的翔实考证中也得出巫与工的历史渊源，即便今天也能从这两个字的字形中发现脱胎肇始的共同原型。
按照弗雷泽爵士的文化人类学宏著《金枝》说法，大量证据表明，初民社会的巫师是被认为具有神异禀赋的人物，整个部族的文化传统与科学知识（或者叫前科学知识）都集于一身。这一理论完全可以在玛雅祭司们身上得到验证，他们掌握象形文字（hieroglyph，即圣书体，对这个西文词汇作一分解不无启发，glyph是凸凹雕像之意，hiero这个词根代表了神圣的僧侣等级集团）。玛雅象形文字连带其所记录、包含的文化历史内容都是由少数玛雅祭司一手包揽的。现今世界上仍然“存活”的唯一种象形文字——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纳西族东巴文，即是为巫师（纳西语“东巴”）所垄断，一般群众并不通晓。东巴经卷与玛雅存世的四个经卷抄本极其相象。这些都充分说明，玛雅祭司集团确实是一个独享文字与传统知识的特殊专职集团。
文字几乎已经隐含了称得上文化成就的一切；天文观测、历法编制、工程设计等等玛雅人的骄傲，全都是通晓象形文字的玛雅祭司的职务。集天文学家、历法专家、工程师、数学家、史学家多种头衔于一身的玛雅祭司，自然也会有他们自己职业的用具。这用具当然不是刀枪斧叉，那是武夫的家什。玛雅祭司们的用具，必然要多一些“科学文化”气息。玛雅历史上最值得一提的古典时期，给我们展示了这个不乏“科学文化”，意味的用具——它是两头有拐的小棒（作了形象化的装饰），由祭司集团中最高等级的大祭司执掌。
一个绝妙的“玩艺儿”，一种惊人的巧合！
这个两端拐曲的小棒正是人类学家所关注的“工”。工就是巨（矩），也就是手持“工”的象形会意。这里不打算引入大量专业化的考证，只须把一个结论告知不乏慧识的读者。谁都不难看出“矩”（工）的含义，那是一个最基本的测量工具。中国古代极有渊源的《周髀算经》云：“请问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智出于句，句出于矩。”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矩（工）这种用具的广泛用途。因其可以找正水平线（正绳）、仰观高度角（望高）、测量深度（测深）、估计距离（知远）以及环转用作画圆的圆规（为圆）、两两相合作曲尺画方形（为方）等等一系列用途，于是矩便具有神奇的魔力。执掌它的人知天知地而又通天通地，这就是为人崇奉的专职祭司，他们所执的矩（工）也就是掌握天地的、万能通灵的“法器”了。
实用的测量工具“矩”被赋予了神秘的象征意义，我们在玛雅最高祭司的两端曲拐的小棒中，看到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太平洋两岸相距遥远的古代中国人和古代玛雅人竟然在这一最为重要的方面，有如此高的相关度？如果这种可比性纯粹出于作者的臆测，那么也就不值一提了。奇妙的是，人类学家指出了他们在人种、文化上共同祖源的存在，既有“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学术依据。他们之间的相似主要不是最近几千年来莫须有的交往，而是因为它们从数万年前东亚那个共同祖源那里分别演化的结果。
既然有一种共同的渊源，那么，对于古代中国“矩”（工）的文化学研究，就完全可以给出研究玛雅“工形的祭司象征物”的思路。当我一眼看见这枚“两端曲拐小棒”时，便以已有的文化人类学知识背景所产生的敏感，直觉到它是一件不可小看的“玩艺儿”。
果不其然，它正是玛雅这个祭司领导的世界里最高级别的象征物。它在大祭司的手中，恰好反映了玛雅文化的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和性质——宗教、政治、科学、历史、文化和传统，都未经分化地交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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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雄》玛雅的智慧》第七章 文化隐喻
第七章 文化隐喻
美丽的扁头·高贵的斜眼
现代文明体现在让人的肉体和精神都获得尽可能大的解放，这种文化精神深入人心。高贵之词如自由民主，美丽之词如爱情幸福，大到宗教信仰，小到光头协会、disco，总之是让人的肉与灵怎么舒坦怎么来。
但是，我们在一些古老文明中看到却常常是相反的倾向，例如玛雅人把孩子的头颅夹扁，眼睛弄斜即是。要把这离奇古怪的行为说成是某种智慧的体现，实在不太直观。然而，把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中，并把它作为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策略，怪诞又显得合理了。
事实曾经如此。
为了实现那些使身体畸变的陋俗，玛雅人煞费苦心地发展出了适当的技术措施，尽管这套技术听上去太不人道了。
婴儿一降生就要施洗，于干净净地四五天后准备开始一系列的磨难。小家伙的头上被绑上头板（一种专用的夹头形木板），一前一后两块板把新生儿的额头夹扁，一块在额头，一块在后脑。这副头板要在婴儿头上固定若干天，等到取下后，孩子接下去一辈子都会保持扁平的头形。这一习俗很像旧中国妇女缠足、男人剃发留辫的陋习，而在玛雅人眼中，夹扁头型、压低的额头乃是大美大丽的标志。所有玛雅人的侧面人头肖像，诚如我们在玛雅艺术品中看到的那样，都显示这一做法肯定曾经极为普遍，当然这是指在上层阶级中间。
另一个更为离奇的显示“高贵”的标志，是成为斜视眼（对眼儿）。母亲们有意试着来产生这种情形，她们在孩子两眼之间下垂的头发（柳海儿）上悬挂小玩艺儿，通常是树脂小球。这些树脂小球在眼前晃来晃去地吊着，使得小孩子不由自主地盯着它们看，而这样就有助于使他们的眼睛变得内斜视。
玛雅人也没放过他们头上的其他部位，五官五官，各有所绾。耳朵、嘴唇、鼻孔间的隔膜，都被穿上孔眼，用来缀挂各种装饰品，质料包括金质、铜质、玉质、木质、贝壳、骨头和石头等等。
我们现代人乍闻嘴唇、鼻孔间的隔膜上打洞，不免怦然心惊，颇难受用。然而，殊不知我们习以为常的戴耳环穿耳洞与之岂不异曲同工，人类何以如此“虐待”自己的肉身呢？
大自然中的其他物种绝对不会去做诸如此类损害自身的事，而产生了文化的人类却相反。那么，这类身体畸变行为就并不那么简单。人类的每个分子，都长着一个容量不小的脑袋，这就是人尴尬的原因。一方面，为了生存必须彼此结为群体，互相认同；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苏醒又使人总想让自己区别于他人。
这个既认同又区别的哲理，大约就是文化智慧的真谛！
玛雅人的上层阶层用改变肉体形态的方式，显出与众不同，是在本社会内部作某种区别，是在一个文化内部凸显出某种“亚文化”。而古希伯来人生下来便施行割礼，这种肉身上的自戕却是要把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种族与其他社会、文化、种族加以区别，显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即所谓“上帝的选民”之类说法。
由区别而定义出高贵或美丽，由此看来，高贵和美丽从起源上就极富主观性。
最初的手段还是在打天然本钱的主意，把肉体当作客体加以处置，直截了当。于是就有了扁头和斜眼，就有了鼻洞和凿齿，就有了纹身或割礼……不同的文化遵循近似的心理过程而“创造”出五花八门、怪怪奇奇的文化样态。所谓文化的进步，大约就是人类用以区别的手段越到后来越间接，越是离天然本钱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