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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缘卦尢镜溃骸懊飨俏搴暮５木屏浚也荒鼙龋晃乙桓鋈耍飨肀呤且谕蛉嗣袢褐诎。�1017要论及老舍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记忆”依据。但仔细一分析，应明显是吴伯箫在用1978年还在使用的对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五湖四海”、“亿万群众”，来“遥记”1939年的“历史”。我在老舍研究中，时常有这样的困惑。正如关纪新在谈论《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一书时所分析的，它一方面是“文革”的众生相，另一个方面，它也是一个民族劫后的心态录，后者可能更重要。1018
作家是社会人，无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环境，孤立于政治之外。热心的作家，更不可能不顾人间冷暖而只管自家吟风弄月。问题是要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能够容许所有的人都能自由地表达心愿，作家尤其要能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而不必随着政治力量的主导而进退。作家应该有自由自主的空间，没有这一点点自由，作家也就没什么可贵了。1019其实，这不正是老舍在1957年写的《自由和作家》里提出来的吗？而那时，这样说的作家、艺术家何止老舍一人。
毫无疑问，对老舍要从多元的立体视角来审视。读老舍那些优秀的作品时，每每想到这样一位一个世纪也出不了几位的杰出作家，最后竟是这样一个悲剧终局，总禁不住潸然泪下。但又一想，老舍在“文革”初期去世或许是一个完满的人生句号呢。虽然1949年以后他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不能说保持住了“晚节”，毕竟他没有像陈寅恪那样，以“沉默”应对意识形态的一切，但却有幸避免了如果活下来可能会在“文革”中做出不堪想象的事情。即便老舍九死一生，在“文革”之后能重新拾笔，但有谁能保证老舍不会像晚年路翎一样，昔日的才华已消失在九霄云外。诚然，做这样的推想，显得过于冷酷了。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1020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它常让我想起并深深叹佩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睿智指出的：“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老舍之死”无疑是个沉重的话题，这个事件所提供的文化思想内涵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著名文人的自杀。反盛思考“老舍之死”，也不仅仅是分析老舍自杀带给人们的启迪，更重要的在于透过“老舍之死”来折射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样是重要的。采写“老舍之死”的初衷，正是想探寻挖掘一点原生态的东西出来。
记得许多年前，当然今天来看，已经是“历史”了，但愿不会有人质疑我这仅仅是历史的“文本叙事”。那是在做“老舍之死”口述史采访时，一次，去北大，在中文系的办公室里采访完钱理群，心情愉快地骑车沿未名湖无目的地瞎转悠，不想竟与在后湖畔散步的季老不期而遇，便上前拜见，征得同意，马上掏出录音机，就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顺便对季老做了短时采访。时间不过一刻钟，却在我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震荡。在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选择，也即使知识分子“身体政治”的问题时，季老问：“这个你懂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我懂，也知道。”季老凝神望着远方，以平缓而略带沉重的语调说：“你不一定全懂，你太年轻。”该懂的不懂，不光对年轻人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忘记历史可能会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季老希望像“文革”这样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闹剧，在中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但老人没有把握，他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文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一个伟大的民族干下这样的蠢事，真是难以想像的。”1021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旧址上建成了北京地铁总站。一代文豪老舍先生悲剧人生终点的地方，成了城市交通命脉地铁的始发站。如果“老舍之死”能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变成人们开始美好生活的起点，太平湖倒也可以安息。但每个人的心中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并不是有害的。老舍和太平湖已是一不可分的整体，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每天乘地铁的人们，恐怕没谁想过地铁是由老舍殉难的地方首发的吧。到了苹果园当然就是终点了。这样单调的周而复始的轮回，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而悲剧往往就是在麻木盲然的轮回中发生的。这样的教训还不惨痛吗？人们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挤一趟车，出了事故就是整体的悲剧。因为车一旦开起来，就会到站才停。而“文革”这趟车是到站也横冲过去，直到出了轨，车毁人亡，酿成了民族的大悲剧。车上人死得很多，有的连名姓都没留下。老舍几乎是众多文化死难者中最特殊的一个，人们记住了他。可据说直到今日，在太平湖旧址，连个老舍殉难的碑志都没有。我们切不可把自己心灵里的太平湖填平，切不可忘记“老舍之死”，至少乘坐地铁的时候，脑子里不要一片空白。采写这么个沉重的题目，我是想尽一份绵力，努力把老舍之死做成一页活的历史。
可是，英国作家卡莱尔说：“历史是一真实预言的手稿，任何人都不能充分解释。”1022我本来就不想解释什么，只想像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所说：“每一部真实的历史都必然会通过它对于事件的具有人性和生命力的表述，促使我们记起，过去既是像现在一样活生生的，又是像将来一样捉摸不定。”1023
列文森说：“企图靠详细叙述过去，或展示它的遗产来保存传统，这虽然不能使传统永恒不变，但确实使它保存了下来。当文化发生变化而成为历史意义时，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就成了对健忘了东西的一种特殊记忆，现代中国历史上这种健忘是如此之多。”1024若从这个角度把我“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采访与学术研究，看成是在以“一种特殊记忆”对“这种健忘”所做的挣扎，不为过吧。
汤因比在1973年论及中国历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于处在深浅莫测的人类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1025他还指出：“人生存在于时间的深度上；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预示着未来，而且也依赖于过去。如果你故事忽视、不想或磨灭往事，那么你就会妨碍自己现在采取理智的行动。”1026
最后，我想套用老舍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里一段话来结束本书：历史毕竟不是梦做成的。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大中华的生，大中华的死，也许能在“老舍之死”中找出点真消息。1027
注释（1）
1《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刘子刚、许卉艳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2参见袁阳著《生死事大》，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奥威尔著《一九八四》，第62页。
4奥威尔著《一九八四》，第33…34页。
5＇美＇列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