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究政治，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933这样，陈寅恪断然将自己通往北京的大门关闭了。不仅如此，滞留广州不肯“北归”的陈寅恪，继续着他的“另类”抉择。1954年11月，中山大学举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型讨论座谈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全部全授都出席了，唯独陈寅恪缺席。这也许不能单单归于陈序经在岭南大学时给陈寅惆赐封”的“尚方宝剑”——陈寅恪可以不参加除上课外的任何活动。934因为1957年“反右”开始前他令时人难以理解的“另类清醒”就很能说明问题，1957年5月10日《光明日报》有这样一段描述：“这几天的报纸，真个是大鸣大放，大概知名的学者、教授无不发表了言论，就是懒于发言的知识分子党员也被记者将了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深深地激起了全国知识分子无限的关怀。怎么，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还未发表他的见解呢？
我问过一位记者，他告诉我，这几年陈先生在广东很少发表意见。他不喜欢应酬，也不常接待外人。谁若问他对百家争鸣有什么意见，他只淡然地让你去看看他的门联，不轻易发言。这使我很纳闷，为什么当代一家学者，独默默而不鸣？”935可是，当1958年，面对中山大学连续两轮的大字报批判，在“反右”这位在“1957年那场风暴中冷眼看花开花落的极少数清醒者”936的陈寅恪，愤然上书校长，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陆键东感叹：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可怜权利。937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当中山大学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将他淹没时，他再次以“声明”的形式表达出陈寅恪式的“尊严”。陆键东是这样描述：“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说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亲密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938我想，正如汪荣祖所说，对处在日益严重的病痛，尤其是变本加厉的精神折磨下的晚年陈寅恪来说，“最可安慰者，莫如其早年清华弟子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和梁方仲在文革风暴中，毅然护师。与后期党员学生相比，批师邀功者有之、划清界线者有之，不啻天壤。”939
知识分子命运的“另类”抉择（3）
唏嘘之余，陈寅恪的“另类”命运抉择，不禁使我一下子联想到1949年以前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西南联大的那些教授们，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方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据谢泳考察，“虽然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他们在论证的时候，多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是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张东荪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每次校务会议上都要恭读总理遗嘱，他对此很不高兴，遂夺门而出，并声言：‘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可见张东荪的个性。曾经有一段时间，国民党为了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联大的所有负责人都加入国民党，时任法商学院的陈序经听了就敢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张奚若有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被蒋介石打断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保’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参加国民参政会了。”940我还由此想到，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更确切些说，是奴役，远没有因老舍之死或陈寅恪之死而结束，独具中国特色的“五·七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灵与肉的另一种形式的大磨难，同时也是一次大考验。今天历史地来看，我觉得，“五·七干校”毋宁是一种具有了惩罚知识分子肉体和锤炼知识分子灵魂双重意味的思想学校。所谓“惩罚”是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强迫施与，“锤炼”则是知识分子的被动接受。正如历史往往是悖论的，“接受”也是把双刃剑，利刃的一面是，“在劳动改造和思想批判的严酷考验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成为整个运动的焦点。在高压下，丧失人格与做人的尊严，相互倾轧，成为干校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可悲的局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比如，“在上海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诗人闻捷自杀后，干校召开声讨闻捷大会。到会的全体知识分子和干部在工、军宣队带领下呼喊口号：‘打倒闻捷／‘闻捷死有余辜／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实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
而利刃的另一面，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各种方式的抵制与反抗。”如出现的“两名具有典型意义的‘干校人’。
“一位是70年代的布鲁诺——张志新。张志新所在的辽宁省委机关盘锦‘五·七干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与她同一宿舍的省委宣传部长，自杀前，用墨汁在日常用的脸盆上，写下了‘无罪’二字。这促使张志新更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干校被捕。1975年，她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张志新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干校人’。
“另一位，是诗人郭小川。他是思想逐步觉悟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寻找自我的漫漫长路中，从再改造的热情、‘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淡漠、集体的颓丧、失落和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再一次的热情期望，一曲《团泊洼的秋歌》，唱出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知识分子沉郁痛苦壮烈的情绪。郭小川是开始抛弃盲从，学会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的‘干校人’。”941老舍之外的其他自杀者老舍自杀前是否留下什么遗嘱、遗言，甚或陈寅恪式的“声明”，可能将是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但与老舍不同的是，其他一些“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自杀者，大多留下了表白性的文字。而他们为什么会在死前如此留言，今天再看，虽没有陈寅恪式的“声明”那般清晰明了，但恐怕也没有言辞表面那么简单。难道他们真的直到死还在用可怜的忠效替代着理智的诚实？
在时间上，邓拓是先于老舍自杀的。自杀前，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他在写给当时还是以彭真为核心的北京市委的诀别书中，写到：“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