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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他和老舍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见面时老舍所说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733、“我是一个正派人”、“正直的人”，734做出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太平湖的余韵（2）
然而，尽管巴金以为老舍之死“没有结论”，但他的话，常被在抽去了复杂性之后被引用，作为老舍自杀是以死抗争的基调确定下来。像李润新即在稍后结论性地指出，“用自杀抗争”是对老舍自杀原因和性质最公正、最科学的评价和概括，因为它最符合老舍的人品和文德。注脚便是老舍笔下描写过的十来个自杀的人物：《猫城记》里抱着“良心大于生命”信条自杀的大赢；话剧《张自忠》为国捐躯的王得胜；《火葬》中不甘被俘自焚而亡的石队长；《四世同堂》里为洗清耻辱投河自尽的祁天佑；话剧《茶馆》里“因抗议沈处长霸占茶馆上吊而自杀”的王掌柜等。735及至舒乙写作散文《父亲最后的两天》，也是认为：“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736宋永毅在《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中，分析“老舍之死”时，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价值观是滥觞于以老庄和孔孟各为代表的两套泾渭分明的生命观念。老庄哲学是“保身”的哲学，即《老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强梁者不得其死”，及《庄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曲则全”的生命观。而传统儒家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论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表现的昭示出气节与风骨的士的精神。
宋永毅进而将彰显出气节和风骨的死亡模式划为三种：第一，陆游式的死：抗御外侮、战死疆常第二，海瑞式的死：身逢昏君、直谏至死；面对强横，“士可杀不可辱”。第三，屈原式的死：国亡乱世，自杀殉道，以示抗议。也就是《离骚》中说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737这自然都可以看作是“儒家以名而求不朽的生死智慧”对后世的影响，“对名的崇尚和追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被深深地烙印在广大士子，乃至其他社会阶层和个人的灵魂深处，成为行为的动力和原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自刎在乌江边上，就是钦佩他为保全一世英名，而不败归故里，在父老面前容颜扫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约会海边，等候恋人的尾声，为守诚信之名，海水涨潮，不肯离去，抱柱而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明知刺秦绝无生还可能，却大义凛然，慷慨悲歌而去，也是为了侠士的忠勇刚烈之名节；“大王今遭败，贱妾何聊生。”——为保持操守贞节，虞姬在四面楚歌中，先项羽拔剑自刎。以上种种，都是“宁可站着生，决不跪着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阳认为：“名对人的价值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肉体生命的价值意义，肉体不死只是暂时的，而名的流传却是长远的。为了成全名节，人们可以慷慨赴死，这是人们在名与生之间选择时的决然态度，也是一种生死决断时的极端状况，而在通常情况下，当不朽之名与现实荣誉相结合时，更是激励和驱动广大士子为之梦想和奋斗不已。”738老舍是这样吗？季羡林肯定也是愿意让老舍“与屈原同例”。我想，他在散文《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里也正是基于此而诗意地写到：“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他想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又想到：‘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季羡林随之又有深遂的追问：“难道老舍先生也这样想过吗？这样的问题，有谁能答复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另外，季羡林还以屈原“天问”的方式，替老舍提出了设问：“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他猜想，老舍是决不会后悔回到祖国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739另外，在老舍逝世20周年时专门写了小说《八月骄阳》以示纪念的汪曾祺，同样认为：“老舍的死是悲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老舍有两个选择：一是司马迁之路，忍辱负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选择了屈原的道路，用生命给我们不够民主的制度敲了一记警钟。”740不难看出，汪曾祺也是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并把老舍当成一个殉道的圣者。不过，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他发出的疑问来得更深沉而凝重。事隔20年，在来读他的这段话，也未觉过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老舍先生的悲剧性深思得不够。一个专写劳动人民，歌颂共产党的作家，在旧社会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死在了新中国，这不值得深思？”741也许作家白桦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的，他和老舍有过接触，认为老舍“在五六十年代的自我感觉过于好了！似乎他是唯一受到信任的作家，对青年作家经常持训诫态度，百分之百的权威立常这一切和后来的投湖是一致的！即使投湖，他并没有觉醒，更多的是委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悲剧。屈原沉江是‘圣者’，老舍沉湖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滑稽了！742在此顺便提一下，关于老舍如何对待青年作家，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浩然与白桦有着相同的记忆，认为老舍对青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关心。浩然曾要出版一本小说集《北京街头》，给老舍写信，希望能写个序。老舍回信说工作忙，顾不上。“青年作家都有这感觉，老舍对我们这些工农兵作家不太热情。……说他架子大。林斤澜下乡采访，回来向他汇报，他都不耐烦。”743但像邓友梅，他就觉得老舍“对年轻的作家没有架子，特别对文联有点文学热情的，他很热心。”744而且，在50年代初，除去公务，老舍十分爱揽“闲事”。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的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一幅中堂展销时连四十元都卖不出去。有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他，希望他能买下来。老舍掏出几十块钱给了人家，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补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对市文联说，国画家也是团结的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画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整修天安门，他又以文联的名义向有关领导人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没着落，非常同情。他就向市文化局和文联反映，解放以后，人们不迷信了，算命瞎子也就没生意了。而他们大多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该文联、文化局管吧？在他的倡议和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745汪曾祺也有这样的“记忆”：“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忌，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汪曾祺还意味深长地特别强调，老舍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746
太平湖的余韵（3）
这不禁给人们留下疑问，到底哪个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