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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以为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美国史学家沃勒斯坦所说的：“记忆还是忘却、保守秘密还是把它向大众公开，是一个对某种态度是提倡鼓励还是反对拒绝的问题。它既是一种科学的、学术的决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决定，同时还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不要希望自称历史学家的人在今天或明天就能对何种决定是正确的获得一致意见。所有学问都是现在的行为，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现在的行为。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逃避紧迫的现实，但是，现实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因为它总是转瞬即逝。因此，所有学问都是过去的学问，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应该用过去时态来写。历史对过去也没有特殊的权利，因为所有科学都必须是历史的，在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的所有现实都是在先前时间点上发生事情的逻辑结果，当然也包括曾经发生过的剧烈裂变。”469如何书写历史？
照汤普逊所说，不管口头证据只有唯一的来源，还是另有其他的来源，想利用口头证据著书立说，除了要掌握历史写作技巧，并不需要很多其他技巧。470他说得如此轻松，可书写历史的“技巧”，像史学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像各种理论都是为探寻真理一样，书写的技巧也仅是探寻历史的方法和途径之一。可能没有两位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技巧是一模一样的。当然，汤普逊也感受到了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蕴含在历史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张力”。471康德早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一文中指出：“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之中，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而插入各种臆测，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因为作为远因的前奏与作为影响的后果，对我们之发掘中间的环节可以提供一条相当可靠的线索，使历史的过渡得以为人理解。但是单单要凭臆测而整个建立起一部历史来，那看来就比撰写一部传奇好不了多少。它可以说不能叫做一部臆测的历史，而只能叫做一部单纯的虚构。”472那把历史写成一部完全真实的小说是否可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吗？沃尔什在《历史学可能是客观的吗？》里所说的那种情形不是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中普遍存在吗？“当一个局外人观看历史学的时候，最打动他的事情之一就是他发现对于同一个题目有着各种各样分歧的说法。不仅真的是每一代人都发现有必要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各种历史；而且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对同样的一组事件得出互不相同的、而且显然是互不相容的各种说法，其中每一种都自称是给出了如果不是全盘真相的话，至少也是目前所得到的尽可能之多的真相。”473彼得·伯克在书中提到人类学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Price）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黑泽明的《罗生门》等小说和电影中极为有效的多重视角的技巧，用来描述18世纪的苏里南。他并非把个别的描述排列在一起，而是通过三种集体行为者——黑人奴隶、荷兰官员和摩拉维亚传教士——的眼睛，来展示当时的状况，然后加上他自己对三个文本的评论。这是一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474庆幸的是，我并非刻意而为，实际上倒是无心插柳，“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本身就是这种“多义的”、“复调的”叙事。
但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究竟是一个文学样式还是自成一体的一连串样式，它是否有自己的叙述和修辞形式，惯例是否同样包括（它们一定是包括的）关于叙述与证据之间关系的规则和表达的规则？例如，兰克就不是写纯粹的虚构故事，文件不仅支持着他的叙述，并且迫使叙述者不做出无据可考的陈述。所谓文件是指被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传统地看作是相对可信赖的证据。他认为，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可能也会得出类似的结论。不管他们是使用文件还是完全根据访谈、交谈和个人观察来建构他们的描述，他们遵从了一个包括可靠性、代表性等等标准的研究策略。因此，我们应讨论的是这些标准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本或修辞之间的兼容性和冲突（而不是事实与虚构、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古老困境）。475美国现代著名口述历史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A。Ritchie）在论及口述历史的“见证可信度”时，认为在口述史最早发生之时，这个问题就随之出现了。他说：“不同于中世纪的口碑故事，人类首次有历史记载之时，口述历史便出现了。三千年前，在中国周朝便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的书记。数个世纪之后，又有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访谈波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Wars）的参战者。同时也出现了对口述见证可信度的怀疑，修昔底德抱怨说：‘同一事件，不同的见证者，或因为有意偏袒，或因记忆不全，所做的描述也不同。’……信件、日记、自传等作为正式史料时，尽管执笔的人心存偏见或者根本有错。例如，政治家写日记时，由于有日后要出版的心理准备，因此就努力地在日记中，把自己塑造为最佳典范。……写信和记日记的人，决不会将所有令研究者感到兴趣的事情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早已不做这样无谓的抱怨了，我深知书写历史需要“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信程度。他们是否够资格提供一手材料，抑或只是在传递二手消息？他们最早的观点是否带有偏见？受访者是否大量遗忘那些对他们不再重要的往事？抑或事实太过平淡无奇以至于不复记忆？受访者现在回想那件事有何不同感受？是否有些后来的发展令他们重新设想或重新解释其间的矛盾冲突？这些考量并不会令受访者失去提供证言的资格，但是尽量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却有助于访谈者和未来的研究者掌握所搜录资料的价值。”“历史学者的工作是把一大堆来自文件、物件、访谈和其他来源的证据编纂整合在一起，创作出一则叙事使得原先互相矛盾、冲突的证据产生出意义来。”476扬·范西纳认为：“任何证据，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可以归结为唯一的来源，并加以检验；我们必须为其寻找确凿的证据。”“即使书面证据与口头证据之间出现相互不符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种描述必然要比另一种描述可靠些。访谈可以揭示出被官方记录所掩盖的真实情况。或许，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都完全是有效的，它们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477看来历史完全不需要做出什么结论。
可历史既要写的好看，又要恪守理性，大概还是有点忠效两难。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指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他必须既能进行深入而巧妙的推论，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将事实纳入假说的框架。凡是能否恰当地估计这些困难的人，都不会奇怪，每个历史学家都有可能失足——或者是在叙述领域或者是在思辨领域。”478
口述史未必是信史（4）
对于如何看待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我十分赞成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的说法：“让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或者两者都不是。因为它有两者的因素。并不是在猜测历史的‘因果’上出现了科学；而是在收集和检验关于史实的证据上，一个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些科学精神的东西，正如一个侦探或一个政客也需要这样的东西一样。”他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即科学的、想象或推测的和文学的。他还否定了一种学术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读起来有趣的历史一定是资质浅薄的作品，而晦涩的风格却标志着一个人的思想深刻或工作谨严。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容易读的东西向来是难于写的。……如果我们能够使新兴一代的最优秀的才智之士认识到历史的任务是如此艰巨，那他们之中将会有更多人成为历史家。”479那么，只剩下保罗·柯文所说的问题了，即“在所以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