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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的历代叠加，还是造成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一书中提到历史的“加法”与“减法”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417”我想借用葛兆光的“加法”、“减法”，并用“加法”引申来指人们在叙述的“记忆”中凭空添加的东西；而“减法”则是人为有意地要掩饰甚至抹去的东西。这又何尝不是现代口述史中“春秋笔法”之一种？
我还愿意用葛兆光对历史记忆两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来说明在“老舍之死”的“记忆”里，也有远不止一位的历史叙述者在自觉不自觉或有意无意之间，成了“春秋笔法”的嫡传后裔：“第一种是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有时候，当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记忆’中去翻箱倒柜的时候，这种‘历史记忆’早已经经过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皴染、删改和涂抹，经过了各种文字文本的选择、简化和润饰，特别是它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也可能入了某种相当深的意图。……另一种却是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反省自身传统的来源，并把这种连累自己的根挖出来并彻底斩断。……人们采取了相反的态度，面对现实和历史的激烈冲突，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自愿放弃来自历史的统一经验和统一身份，……历史记忆对他们而言仿佛是挥之不去的梦魇。”418
“春秋笔法”与口述史（4）
从我在第一章里举例的那些各个主题下的历史叙述，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地被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419我当然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420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30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象甚至幻想。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421的确，如果叙述“老舍之死”，没有那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文章、口述资料，没有像类似“文革”期间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编印的《大事记》那样的文献档案材料，仅凭后现代史学理论，该如何“重构”过去的“文本”，又如何能“重构”历史上的“老舍之死”？
我愿意相信沃尔什所说：“历史学家是各以其自己的哲学观念在看待过去的，这对他们解说历史的方式有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便是哲学之间的分歧；而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它们，就有赖于究竟我们能不能解决哲学的冲突。”422同时，也决定着能够真正“使历史既建立在它所经历过而又表现出来的实处，又建立在它所经历过却没有表现出来的空白处之上。”423
“老舍之死”的口述史学意义（1）
理论与实践对我来说，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我经历了十余年口述历史田野作业的实践，把开始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时段里所切身感悟到的历史认知，做一简单梳理，投入到西方史学史的发展里寻找理论支撑的时候，竟意外而惊喜地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时而迷茫时而清晰的历史观的轮回；也从盲目追寻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发展到现在自信地以为原来史学亦无定法。这从西方史学史观念的发展与变迁，就可以看出来。
最早的史学是古希腊史学家开创的，在古希腊文里，“ιστορια”（historia，历史）一词的原意指的就是“对真相的探求。”我从一开始在半有意无意之间采访“老舍之死”就是想不自量力地“探求真相。”但比起这个含义宽泛的概念，“logoi”（记事）一词倒更接近历史的含义。后经过爱奥尼亚地区“说书家”们探求事实真相的努力，人们逐渐将“历史”与“记事”合二为一，出现了最早的“历史”著作。富于睿智的古希腊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真实之于历史的重要。赫卡泰俄斯在《谱系志》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态度：“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而我当时理所当然地以为，经我录音并记录在案的内容都是真实的。
其实，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就已经开始口述历史的实践了。他在《历史》中宣称：“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我对“老舍之死”也是如此，虽然我无法相信历史见证人叙述的每一件事，但我必须把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这是做口述史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史学家的两大要务：“一，应该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424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这种对口述进行考核的做法，我在做“老舍之死”的口述史时难以做到。因为很多事情，像很多人的“记忆”里老舍都跟他们说过什么，甚至一起做过什么，根本是无从考核的。
赢得“历史学家中的史学家”美誉的波里比阿，说得更是直白实在：“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425我在经历了“老舍之死”口述史发展的“古希腊阶段”以后，便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真实，更何况我愈发感到真实诚如推磨的驴嘴前的胡萝卜，它只诱惑你在历史真实的“研磨”中不停歇地转圈，却永远也够不着真实。正如麦考莱指出的：“历史学不可能完全绝对地真实；因为要成为完全绝对的真实，它必须记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它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全部史事，所说过的全部的话。任何形式的疏漏，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一种缺陷。……最完整准确的编年所记载的与被省略的部分相比，都是九牛一毛。”426当然，在追寻历史真实的同时，波里比阿也开始思考和认识历史的意义，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联系起来。他说：“历史之特殊功用就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因为单单一个事件的出现尽管有趣，却没有什么借鉴意义，而一旦揭示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研究便有意思了。对我们自身环境的类比研究，将使我们得到推测未来的手段和基点；而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427这也是我开始经历的第二个阶段，或曰实践中的理论进入了“古罗马时段”。因为古罗马伟大的史学家李维说：“研究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428另一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