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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西方的异域想象视野中。这个“地方”可能叫“赛里斯”（丝人国）或契丹蛮子， 也可能叫“大明”或“中央帝国”。它可能因为未知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更可能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对已知世界的遗憾，而成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的怀旧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
将完美和谐的异托邦设置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 知识之光无法洞透的朦胧之地、想象生长。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中国一直被传说为某种类似人间乐园的地方。在马可？波罗那里，中国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乐园，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中国是文化与道德的理想国。
但十八世纪后，当西方人来到他们所认为的天堂，一切都改变了。
“大汗有一册地图，画着帝国和邻近国家所有的城市以及它们的房屋、街道、墙、河流、桥梁、港湾、山崖。他知道不可能从马可？波罗的报告得到这些地方的消息，况且它们本来就是他熟悉的地方：中国的首府大都的三个四方城怎样互相套住，每个城各有四座庙宇和四个城门，按季节轮流开放；爪哇岛上的犀牛发怒时怎样用足以致人于死的独角冲刺，马拉巴沿岸的人怎样在海床采集珍珠。
大汗有一册地图，画着整个地球、每个洲、最辽远的国土疆界、船只的航线、海岸、最著名的都城和最富饶的港口。他在马可波罗面前翻阅着，想考验他的知识。旅行家看到一个城市，有三面海岸围住一个长海峡、一个窄港湾和一个四面都是陆地的海；他认出它是君士但丁堡；他记得那路撒冷的位置是在高低不一而对峙的两山之间；他也一眼就认出了撒马坎德和它的花园。”
以上摘抄自《看不见的城市》和《中国异托邦》。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之后，你会再讲已经给我讲过的故事吗？”
“我讲，我讲，”马可说，“可是听的人只会记得他期望听到的东西。我有幸得到你聆听的描述是一个世界，我回国后第二天流传在搬运工人和船夫之间的却是另一个世界；假使有一天我成为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而跟一个写探险小说的作家囚在一起，那么我也许会在晚年再讲一次，让他笔录，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决定故事的，不是讲话的声音而是倾听的耳朵。”
我没法给孩子们不同的世界，我没法告诉他们，没有比他们生存的土地更无边无际，更充满惊奇，更不可理喻，更变化无常的地方。最黑暗与最明亮，最严肃与最疯狂，最美丽与最肮脏，我们终无法再寻找到新的大地，这是我们最深的绝望，和最终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