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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能见到。许多人很感人，也有许多人很吓人，但我的这个病人却很奇特。他嘴里含着果壳，好像日本或韩国的骚乱者，遮住脸与警方对抗。他是科幻小说中的人物与中世纪乞丐杂交的产物，穷汉和任自己死在害虫当中的臭烘烘的大人物往往就是这副样子，他穿着鹿皮鞋，没穿袜子，长裤污迹斑斑，衬衣已被撕烂，露出被太阳晒红的皮肤，瘦弱的身体皮包骨头。收容队是在圣路易岛河边的一张长凳上发现他的，当时他正在一群流浪汉和地下情人当中。他被带来之前曾进行反抗，警察因为他可怕的叫喊才没有扯去他的面具。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马蒂尔德·阿亚基医生），让人给他打开手铐，并向他保证说，我们将尊重他的意愿。眼下，我们要把他弄干净，给他看病，晚上对他进行观察。我迅速给他号了脉，量了血压。他向我抬起两只无神的眼睛，茫然若失，就像被香烟烧出的两个洞。我不知道明天怎样向同事们解释是怎样收他入院。这会儿，心理治疗已经结束，征得监护人的同意之后，我让他在内科作了登记。秘书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皮肤已晒成古铜色，双手戴满戒指和手镯：她坐在小窗后面，露出灿烂的微笑，显示出一副富贵的样子，让人想起另一个比这个贫穷、痛苦的世界更美的世界。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王后，君临着一群被罚下地狱的人。在这个冰冷的背景下，她是一个仁慈的小偶像，令人耳目一新。当大家都在这儿全心全意地工作时，我却三心两意。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从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找到了好好工作的理由。但她看见我的顾客时，却嘀咕道：“你今晚的猎物有点发臭了。”这话使我有点不悦。
这个男人不置可否，一言不发地让人把他一直带到房间里。我们给他检查、洗澡、更衣。一小时后，我关着门，在一个隔离室里询问他。他一脸沮丧的样子，低垂着头。我问了他好多遍为什么要遮住脸，是不是要遮住某个伤疤、某种缺陷，但什么也问不出来。
“先生，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一言不发。假如您想跟我说话，请告诉护士，她会通知我，在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我整个晚上随叫随到。”
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我对自己的殷勤感到后悔。他的这种装扮显得有点可怜：一个惶恐不安的面具使本来多变的面容只剩下一种表情。我忘了是什么驱使我对这个举止可笑的人产生兴趣的。我在留给白班的病历上给他编造了一种病，但愿不会有哪个吹毛求疵的医生让我作出解释。
我精疲力竭，这场失败又使我厌恶起这个职业来。我走到花园的水池边，喝一杯热乎乎的咖啡。一只失眠的麻雀前来喝水，用尖尖的嘴啄着喷泉的水柱。在这个惩罚人的小岛上，这是惟一安静的地方。夜里很热，我们好像在暖房里烘烤一样。一丝清风挤进这闷热之处，其黑色的巨翼紧紧地搂着医院，既保护您，又惩罚您。墙后是巴黎和自由。那是周五的夜晚，我听见车辆在低声轰鸣。音乐在颤抖，小伙子们在求欢，年轻的姑娘们也同样。为了能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不惜任何代价。我又感到自已被那种可怕的东西所融化。三天来，它一直没离开过我。人们告诉我，疯子们一穿上化学紧身衣就再也不会大喊大叫了。但我想起了我在M医院实习的前几天，想起了那个公园，公园里到处都是在矮树林中和长凳上私通的男女。我想起了面对这种混乱所产生的恐惧：爱神与精神错乱者并行。我仿佛又看到了在S的那个孤独者，他在咬自己的手指；看到了被安定片弄得委靡不振、头朝下栽倒在地，以便了结生命的那些幽灵。我又想起了一个哲学教授过去曾向我引述的切斯特顿①的一句话：“疯子是那些除了理智什么都已失去的人。”
①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
不一会儿，我利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回到房间。我没脱衣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我面前，有一个床垫浮在游泳池边，费迪南在床垫上和一个肤色很白的女人在做爱。那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长袜和后跟尖尖的鞋子。他在她耳边低声说着他跟我重复了几个月的下流话。那个陌生女人喊着他的名字，在他身子底下缩成一团。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我两腿之间一阵热。想到我的情人在干这个婊子，我兴奋极了，一阵快感使我醒了过来。但这是一种仇恨的快感，带有一种想杀死费迪南的意愿。我浑身是汗，在床上站起来，热得身上黏乎乎的，心怦怦直跳，我湿透了，肚子像个五味瓶在翻腾，费迪南甚至不在场接瓶里的东西。他不但要让我发疯，而且要控制我的睡眠，与我一道憎恶我自己。
我下了床，想喝杯水。我脱掉白大褂和裙子。这时是凌晨3点，月亮在哥特式建筑上投下阴影。房间里黑乎乎的。我把观察孔开得大大的，希望能透进来一丝凉风。我觉得很不舒服，感到整个建筑都很压抑，石头的外墙把我紧锁其中。甚至在这远离急诊室的地方，我也觉得悲哀和疯话就像鼻涕一样黏在墙上，破坏了气氛。
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从高高的房间里听到下面有几拨人数不多的年轻人在唱歌和欢笑。他们离我并不遥远。几年的学习使我在这个充满忧虑和不安的世界中蹒跚不稳。巴黎沉睡在圣母院的影子里，在它冰冷而宏伟的建筑中冻僵了。我觉得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大脑，其数百万细胞日夜辐射，潮涨潮落，宁静和骚动相继而来。但我再也没有这种让人激动的精神，我只不过是一个妒嫉心强的女人。蠢得很，因为妒嫉是最让人痛苦、最平庸的缺点。我恨自己平庸得跟众人一样。
我刷着牙。霓虹灯在低沉地“嗡嗡”响着。这时，我相信看见有人出现在我门前。有个人站在走廊里。那个阴暗的通道黄得像尿一样。我吓得发抖，本能地寻找我的白大褂。我还没穿上，门就被推开了一点。我忘了关门。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半明半暗的阴影中。我来不及害怕，马上就认出了他。他慢慢地推开门。望着在绞链上轻轻摆动的门，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站在那里，垂着双臂，像个可笑的幽灵。他穿着公共救济事业局借给他的白睡衣，戴着那顶风帽似的东西。我穿好衣服，向他走去。
“您怎么敢到这里来？”
“您想要我干什么？”
他的沉默使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如果您不回答，我就开灯叫人了。”
“别！”
他说“别”这个字的语气几乎带有威胁性。我一边盯着这个擅自闯进门来的人，一边试图用右手去抓我放在床上的对讲机：
“我要喊了，护士会来让您打消在医院里夜游的念头的。”
他向我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一个请求的动作：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房间，又是怎样避人耳目出来的？”
“我只不过取下了面具和帽子。谁都认不出我的脸。我什么都不戴就谁都认不出我了。负责看门的女护士到平台上去灭烟了。我跟在她后面溜了进来。”
他轻轻地笑起来，好像哮喘一般，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他的声音有点走调。
“我在医院里到处找您。我发现您坐在花园里。我跟您一直跟到这里。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我甚至轻轻地敲您的门。由于您没有回答，我便推开了门。”
直到这时，我才出了一身冷汗。一个病人能躲过监视系统，如此走来走去，我感到太惊讶了。
“为什么不按常规按门铃？”
“谁也不能知道我跟您说过话。”
我试图重新克制住自己，减慢心跳。我的心像一颗卵石，都涌上喉咙了。
“我想……我想吐露一个秘密……”
“一个巨大的秘密，毫无疑问。不能等到明天吗？”
我后悔自己咄咄逼人，这暴露出自己的恐惧。
“假如我拒绝呢？”
“您不是值班吗？”
他提高了声调：
“人们不是付钱给您，让您听他们说话吗？”
这话像是工会会员说的。我笑了。来访者像是被自己的粗暴吓坏了，态度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