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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坏毛病很快又犯了：我不由自主地把留在桌上的小费塞进腰包。雷蒙羞得脸红耳赤，一定要我放回去。
我有很多机会偷偷溜走或报警。但和赌注比起来，所冒的险并不太值得。他威胁说，我要是走出一步，他就会狠狠地惩罚我，但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我的心中也有个守卫，没有他我会在巴黎丢失的。这个侏儒可能会坠入耻辱的深渊，掉得很深很深。但他掉得再深，我也总在他的下面。在我看来，他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优点：他能听我说话。我向他坦白说，我害怕自己变老，我把自己厚厚的舌苔伸给他看，找的脸色是那么难看。我向他暴露自己的弱点，听他的指挥，而他却满足于细心观察和低声抱怨。沟通非常有限：谈话稍微深入一点，他就退却了。但他是那种性情粗暴的人，像狗一样忠诚。晚上，假如我害怕了，他便搬来床垫睡在我的床脚，直到第二天早上。这种细微的举动和共同的习惯使我们的心贴近了。正如斯泰纳说过的那样，甚至在狱卒和囚犯之间，也会产生一种默契。雷蒙是照顾我的一只手，一个身体。他取代了埃莱娜，但很笨拙，这使我怀念起埃莱娜来。他决不可能像她那样跟我说话给我包扎伤口、抚慰我的内心。
他甚至提出帮助我写第三部小说。这也许是老板的建议。他对小说一窍不通，但他喜欢好听的故事。我同意了。他那么体贴，把我感动了。但他的建议很少超出理智的界限，似乎是直接受斯泰纳启发。这些建议至少有这个好处：当我有空的时候，我会强迫自己干活。他强迫我在词典上寻找罕见的词和确切的表达法。晚上，他有时用鸡毛戳我的鼻子，把我弄醒：
“先生，我为您的书想到了一点东西。”
我责骂他，但他总有充足的理由把我弄醒。我喜欢我们俩以“您”相称，这是显示我的地位的最明显的迹象。看守我的人对我很敬重：这足以减轻我被囚禁的痛苦，与他相伴的这几个月又变得可以容忍了。
第四章 准备绑架
4月中旬的时候，经过数百小时的跟踪，我们选定了六七个罕见的美女，对于她们每个人，我们都有厚厚的材料。埃莱娜最近的邮件来得很急：她不耐烦了，担心我们的结果。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厌烦。她向我提了一连串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弗朗切西卡给她上哲学课，但她宁愿用一小时的自由来换取德国的理想主义：和我自由地呆上一小时。我的回答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我在录音带中抱怨自己，请求我的女朋友等待我，理解我，有三四次，我重复着同样的句子。5分钟的录音，很长啊，每次都要有新内容可不容易。
当房间准备好的时候，斯泰纳和弗朗切西卡开车队汝拉山赶来了，雷蒙则回去看守埃莱娜。显然，三个人决不可能同时在一起，除非是在山中的木屋里。分开两个月后，这对夫妇突然出现，我感到非常愤怒。我在雷蒙身边所享受的特权随时都会失去。我在饭厅里不自然地和老板们一起吃饭。谈话很不热烈，尤其是弗朗切西卡在场时。她曾想让我干家务活，上街买东西，但斯泰纳，他是大老板，想雇一个家庭妇女来打半天工。
我试图和“晾草架”的主人套近乎，但我们的关系只局限于表面上的友谊。他很可爱，给我带来了埃莱娜的两张照片。我觉得她很健康，尽管有点臃肿。在巴黎，斯泰纳又变得贪婪起来，活跃得惊人。有一天，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谈起了我的小说，他心不在焉地听着，目光被几个女人吸引住了。她们的裙子和衣衫被风吹得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发觉斯泰纳非常兴奋，目光从一个女人身上滑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不但没有感到愤怒，反而一副贪婪的样子，想扑到她们当中去。他垂涎三尺，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女人。他是扑到鸡窝中的狐狸，尽管狐狸已发誓再也不吃鸡。我大为震惊，把话说了出来。
“行行好吧，”他粗暴地对我说，“别这样！我不需要第三个伪君子！”
毫无疑问，在这三人帮里，雷蒙是我惟一的盟友！
就这样，我们保留了6个“样品”，但还得去掉3个。斯泰纳和他的妻子租了一辆玻璃有色的汽车：我们跟了每个“样品”一整天。早上，她们一出家门就被我们盯上了，我们陪着她们走，一直陪到吃晚饭，除非她们是在饭店里吃。斯泰纳把自己高大的身躯塞进驾驶座，负责开车，弗朗切西卡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客人”，我负责摄像。晚上，老板娘经过深思熟虑，仔细看过照片之后，以跟罗马皇帝相反的方式进行定夺：拇指朝下，那姑娘就被赦免了；拇指朝上，那女孩将受到惩罚。我怎么也搞不懂老板们是根据什么标准作取舍的。在他们看来，美是分等级的，其中有流星，有转瞬即逝的偶像，也有不可置疑的妩媚。所以，他们不要长得时髦的，不要昙花一现的，不要如同从工厂里做出来一样的综合的美，更不要那些假装可爱，其实脸上已刻上岁月印痕的女人。当只剩下三个竞争者时——其他几个只因不完美而被宣布无罪——斯泰纳和弗朗切西卡举行了一场判决仪式。
他们拉上窗帘，把客厅变成了法庭。对档案了如指掌，放着幻灯片和录像，梳理着被告的身世。谁都有权进行公平的辩护，哪怕判决准确无误。“重罪罪犯”的名单列得很细，最大的罪行往往是富贵、美丽和风姿绰约。事实上，这些亵渎美的人恰恰是崇拜美的人，只不过他们感到失望罢了。他们谴责使他们心醉神迷的丽质和打扮。他们醉心于他们未来的受害者的美貌，就像父母为婴儿迈出第一步而欣喜若狂一样。一连三个下午，他们关在家里欣赏和观看一场戏。这场戏的每个细节我都熟悉，因为材料是我收集的。我陪他们参加为人体美学而举办的一场世俗的弥撒。他们用放大镜久久地察看“样品”的脸蛋、脖子、身体的曲线和光滑的皮肤。他们发现“样品”的父母都很一般，于是惊叹“垃圾堆里可以长出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对这些姑娘丝毫没有敌意，只有巨大的怜悯。他们为他们的猎物而痛苦，还没开始折磨她们，就为她们感到难受了。但是，有多少理由恭维她们，就有多少理由牺牲她们。赞扬和指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回心转意。他们不是为了满足不光彩的感情的普通人，而是冷静、公正的审判官。被他们选中的温柔、漂亮的女人，没有一个想得到在某个地方，在巴黎的一套公寓里，有对小小的阴谋家已经指控她们有罪，准备惩罚她们。
第一个被告由杰洛姆·斯泰纳介绍，他掌握了她的许多照片，洋洋得意。这个姑娘叫克莱奥·拉韦斯卡，波兰人，是个金发美女郎，大腿又长又壮，芳龄22岁，身高1。75米，完全符合标准。甚至连我这个对这种事情无动于衷的人也觉得，她是一个罕见的尤物：一张圣母般的脸，一对杏仁般的灰蓝色眼睛，雪白的皮肤无可挑剔。不论从哪儿看她，她都像一颗从珠宝盒里拿出来的珍贵的珠宝，像一匹纯种的母马。我想起她来了：3月份的一天，我和雷蒙在卢森堡公园遇到她，然后，便盯上她了。这个出色的女子默默无闻地在城市规划办公室工作，照斯泰纳的说法，她缺少自信。
“克莱奥清楚地知道，”他语气肯定地说，“美是一种每天都在减少的资本，不可一世的美人坐的那个王位摇摇欲坠。她坚信，想证明自己权力的美女比丑妇更容易得手。克莱奥被那些向她献殷勤的男人弄得晕头转向，她跟他们睡觉是出于礼貌，几乎可以说是出于敬意。只要她稍微喜欢上一个男人，事情就得快干，不要耽误。就像她用俚语所说的那样，‘这样更理智’，‘而不是昏了头脑’。平易近人是有教养的表现。成群的男人在她惊人的身体上露营，但她的冷漠和消极又使他们收拾行李开路。她是在许多人手中传来传去的奢侈品，她以此得到心里的安宁。才22岁，克莱奥就已经害怕衰老了，强迫自己注意饮食，保持身材的苗条。她太害怕被人比下去了，以至于不敢去时髦的地方，外出时非精心打扮不可。所以，假如别人不看她，她是不会特地看别人的。她要是因咽喉炎或流感而卧床休息，她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生病了，怕谁也不打电话给她，怕发现谁都不把她当一回事。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她便去父亲家里睡觉。她父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