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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痛恨这种生命，不是因为它有限，而是因为它可以预见。我抓紧口袋里的一本路易丝·拉贝①的诗集和几盒从不离身的巴赫的录音带。在我所工作的医疗中心，人们把我叫做“随身听”，我走路时耳朵里总塞着小耳塞。在诊所或门诊室听让…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在世界与个人之间插入一个绝妙的盾牌，是从天堂高处看地狱。我放着音乐，某种神圣的东西吸引着我。巴赫是惟一认真证明上帝存在的人。这话是谁说的？
①路易丝·拉贝（1524…1566）：法国著名女诗人。
我被介绍给各位同事，我将与他们一同承担照看任务：一个脸颊又红又圆像个小男孩似的心脏病科医生，一个妆化得很重的红发女麻醉师，一个又高又瘦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秃顶的外科医生，还有一个长得像童男一样的指导神甫，他似乎老是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我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从不喜欢这一大群医生和护士，竞争和面对病人的优势使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当医生不是为了减轻别人的痛苦，而是为了完全合法地虐待病人，因其体质衰弱而惩罚他们。守护室的气氛、某些医生因死神临近而产生的淫乱使我大惊失色。我一点也不想知道度假回来的女护士们放荡的秘密，也不想知道利用夜晚在此进行的愚蠢的阴谋。这些人我早就看不起他们，怕他们以为我无能。蔑视是因为担心不如别人，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将一连三晚连续体验一种问样的烦恼：面对别人的不幸而产生的不光彩的烦恼。我完全上了这些我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的当。我想把我的人际关系减到最低程度，愿人们给我以宁静，让我的生活能在这普遍淫荡的环境中像个平静的港湾。
那天晚上，一切都很例外：由于缺东缺西，工作无法开展。房子在修，我不能住在指定给住院实习医生住的那一层。根据规章，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当护士。我刚开始写一篇精神病方面的论文。由于行政部门的差错，我被安排在大楼的另一侧，在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个睡觉的地方有一张床、一个洗手间、一面镜子、一个用挂锁锁着的壁橱和一张破扶手椅。一个小孔朝着圣母院的塔楼。几只惊慌的鸽子在小房间上方的檐口“咕咕”地叫着。我照着镜子换衣，凝视着自己宽大的肩膀。费迪南喜欢咬我的肩膀，我的大腿强壮有力，小小的乳房哪怕在例假期间也鼓不起来，棕褐色的皮肤多少有点深，扁平的肚子永远不会怀孕，因为我被告知自己不能生育，生不了孩子。
我父亲是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人，母亲是列日的瓦隆人①。正如费迪南所说，我是热土的混合物，是一棵汲取地中海两岸力量的植物。我好像并不能缺乏魅力，但天天痛苦，美又有什么用呢？在镜子里，别人对我评头品足，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及不及格。这一切以后都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注重仪表，做体操，饮食要求很严，皮肤还是松弛了，肌肉下塌。颧骨突出、瘦骨嶙峋使我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给了我另一番景象。有几天，我的身体很让我讨厌，重得撑不起来，似乎很容易变质。我无力清理它、喂养它和保养它。有几天，男人的目光使我讨厌，像要吞噬我。费迪南要求我十全十美，我受够了。对他来说，我永远不够漂亮，而对我的同事来说，我又过于漂亮。他对我的要求我难以达到，同事们都批评我过于轻浮。但愿他深深地爱我，哪怕我不漂亮也爱我，不仅仅因为我漂亮才爱我！我要求有权在部分时间里漂亮，而有时又显得很平常，很一般。我有那么多女友，她们仅因重了几克便痛不欲生。事实上，我从童年时代就想当祖母，跳过中年这一段。我想倒过来从尾到头生活，在做事之前就知道事情的结果。为了免得作出选择，我渴望自己变老。
①列日：比利时城市。瓦隆地区为比利时南部的法语区。
夜晚漫长而单调，常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企图自杀。我站在桥上，我得迎击暴风雨。法医急诊也在同一栋楼里，也归我管。来的主要是小偷、犯人，大多是马格里布①人或非洲人。犯人和看守来来往往，使这里活像个监狱。这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喜欢斯德岛②：圣母院、主宫医院和警察局在这小小狭长地带并排而立，把教士的长袍、医科学生和警棍联系了起来，这悲惨三部曲并没有因游客的无忧无虑而轻快。我不安地等候着陌生人的到来，尤其害怕那些充满进攻性的青少年。他们不是走进来而是摇摇摆摆地跌撞进来，好像突然出现在您眼前。我很害怕对那么多症状当场作出诊断，怕夸大小病，淡化大病。尽管穿着白大褂看起来挺威严，但我缺少权威。我很脆弱，或者说很温顺，我从来就没有掌握好过语气。礼貌要求我听病人陈述，迅速检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情况决定是留下他们还是把他们转送到别的治疗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一间分拣和分发办公室。我必须用一个本子把一切都记下来：我得像有经验的开业医生那样敏锐，像警方的报告那样无惰。我把五颜六色的小胶囊大把大把地从药柜里掏出来，像分糖一样分发，让他们平静下来。大部分病人身体并不虚弱，而是神经错乱，他们来是想通过诉说和安定药得到安慰。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时，把他们对我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的悲惨故事甚至使我流泪。有些人自甘堕落，但大部分人来主宫医院是想摆脱自身。他们就像被囚禁的犯人一样，一出狱就重新堕落，因为他们害怕自由。有时，我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敌意，一种秘密的要求。有的人随时会掏出他们的那玩艺儿，得命令他们把它放回去。另一些人博得了我的同情：一个名叫安托万的流浪汉，父亲是外省破落的乡绅。他对我诉苦说，他既不爱红酒，也不爱啤酒，是喝茶和吃小糕点长大的。有地位的人嫌他太脏，流浪汉又嫌他太讲究，他觉得自已被别的乞丐抛弃了。
①马格里布：西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总称。
②斯德岛；塞纳河中心的小岛，巴黎圣母院和巴黎警察局就设在那里。
我走了出去，不再跟这些摇摇晃晃、醉醺醺的人说话，好像与这些精神脆弱者接近，我自己也乱了套似的。我不是来治疗精神失常的，而是来证明自己理智脆弱的。当衰落成了准则，健康就变成不正常了。这是一个怪圈。护士们差不多每小时都到公共客厅来透气。我们被搁浅在桌边，精疲力竭。就像水手们在迎击新的风暴之前来喝上一杯一样，我们互相说些闲话。地铁每次轰鸣着经过，杯子都会颤抖起来。我用挑剔的目光盯着我夜间的同事们，那些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苍白、消瘦，已头发稀疏或大腹便便。我乞求道：上帝啊，永远不要让我变得跟他们一样。我知道他们对我是怎么想的：在住院医生考试中我是最后几名之一，勉强拿到学位。他们没错：我讨厌医学。
时间应该差不多到午夜了：我们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把一位老先生送到门口，他因精神压抑前来求诊。我喜欢老人，他们超脱肉体，庄重地与世界隔绝。那是些纯粹的火光，在那儿，精神压垮了肉体和感官。我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些情景：在候诊室里，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她跌倒时露出了膝盖；一位碰了一鼻子灰的午夜美女，把极短的裙子拉得高高的；两个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的俄国叛节者；一个因胃病而来看病的年轻人。在角落里，有个可怜的穷人，戴着手铐，一个值班警察看守着他。他有这种本领：善于伪装。假如人们想看他的脸，他就呻吟起来，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戴着我们这里骑自行车的人防汽车废气用的那种保护面罩，一顶穿了洞的羊毛无沿帽紧紧地扣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也许选择病人就像选择爱人一样，仅看模样。我想也不想，立即走向看守他的警察，露出一种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威严，对他说：“那个人由我来。”警察盯着我，如释重负：
“我先告诉您，他没有任何证件，记不起自己的名字。”
“很好，弄不清身份，健忘症。我来看。”
尽管我很自信，如果不是这时来了一辆小型卡车，很可能会发生争吵。这辆“萨缪”牌小卡车送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家伙，他在城堡中弹受伤，立即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医院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