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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
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
在外洋船的大班方面，一点也不领杨文乾的这个情。敲诈勒索变成了统一的“规例”，临到办事情的时候，该要被勒索的还是要被勒索，事情有了困难，没有红包这样美妙的东西去润滑一下，何以解决？所以杨文乾这样一来，等于凭空又多了一千九百五十两的费用，而且是上交衙门，一点人情也买不到。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最刻薄的，是这位抚院海部，居然规定将所有的番银加一征收。
康熙四十七年，粤海关出台新的政策，对外洋船带来的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附加税。洋人大班们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也无可奈何，何况带来的货物毕竟是在少数。一个主权国家的海关，对进口货物加收百分之六的进口附加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文乾的第三项改革的内容，却是把这项附加税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