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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家看得起他，他就应该仗义执言。而这时，家教也像发酵一样起了作用，家教的精髓是诚实和正直，他觉得厂长在这件事上就是不诚实和不正直，做人要硬码，要敢于承担，为了大局的利益，做错了的事先搁一搁又怎么样。这样想着，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和厂长好好的“坦一坦”。
他找到厂长，他说大家都熬到现在了，大家都很不容易，现在有这么个转正的机会，就先委屈一下你的亲戚，那些“假农民工”就算了吧。厂长说，这事我心里有数，你别管。李红旗坚持说，你好事做到底，这事要是一露馅，大家的事就泡汤了。这两句话都有点一针见血的味道。厂长不爽了，说，这事还轮不到你来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李红旗也一头楞到底，说，我就是要说，我偏要说，你这样做就是自私。厂长听不下去了，粗口开了起来，说，我他*的自私？我自私就没有这个厂了！我他*的太无私了！两人都上了情绪，都在面子上不肯下来，说着说着就僵住了。
李红旗后来想，也许他低估了厂长的能力？也许厂长和局里的关系非常铁？也许文件只是空话而已？也许“假农民工”是个普遍现象？也许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问题？李红旗又站在厂长的角度想了想，想想自己是不是有点飘飘然了？是不是自己有功高盖主的嫌疑？是不是自己的立场站错了？是不是应该维护厂长的利益？想了半天，李红旗还是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对的。
但，李红旗的处境一天天的困难起来。
先是厂长晚上不来厂里了，好像做夜班的两个车间是李红旗分裂出来的山头，厂长有意要孤立它。接着，李红旗被厂长“视而不见”了，他就是在白天碰到厂长，厂长也一个招呼也没有。是不是心腹就不用说了。李红旗遭遇了冷暴力，弄得他像油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难受。
难受的事情还在后头。就是工人转正那件事，慢慢的动起来了。以前工人进厂时都是“白身”的，因为都是临时工，没有档案可言，只知道一个名字，阿猫阿狗，其他一律的空白。现在要改变身份了，变正式了，要填表格，要立档案，这事正儿八经的，工作量很大。但厂里的工人大多认不好字，就是那些辍学的童工，还算得上半个“文人”，但字写得也是蟹爬一样，要读懂它比猜谜和考古还难。所以，要有个字写得漂亮的人担当起这个重任，统一抄写，报到局里也好看一点，保管起来也像那么回事。要是往常，这差事肯定非李红旗莫属，他是正规习过字的人，写通知写标语不说，后来厂里的报告和总结也都是他大笔一挥，誊写得眉清目秀，人人都说好。但这次，厂长封锁了写字的消息，根本没叫他。
非但不叫他，还故意让一个手有残疾的女工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女工李红旗是知道的，是在传达室看门的。叫她看门有两个原因，一是照顾她的残疾，她的右手不好，不看门她做什么？没什么好做；二是她的手残疾得厉害，一般人的手像一个双截棍，但她的手却像三截棍，人见人怕，这也是看门的优势，相当于自身带了件厉害的武器。远远的看见这样一只手，望而生畏，就不敢靠近了。以前，李红旗做夜班最后离厂的时候，都会和她叮嘱几句，我们走了啊，厂里就交给你了啊。这个女工也自信很足，每次都响亮地回答，走好啊你们，放心啦你们。好像自己真的身怀绝技一样。
这个女工的自信还在于她真的把表格档案的事接下了，做了。那天晚上，李红旗还在上夜班，但他的心里已经不关心生产了，他对生产的感觉已渐渐离去，对秩序和业绩的感觉也已渐渐离去。厂长对他的态度让他心慌意乱。他发现自己惦记起传达室来，惦记着那个手有残疾的女工，和她所做的抄写“事业”。他站在黑暗里窥视着传达室的灯光，窥视里面的一切。他看见那个女工在吃力地抄写，她抄得很慢，她其实是费劲费神的，她哪里是在抄写啊，简直是在刻字，甚至在铸字。李红旗这时才真正的看清楚，女工一截一截的手根本吃不住劲，她就是放着不动也是没劲的，她写字，字根本就不会听她。她有时候也换了另一只手来抄写，左手不是她的顺势手，样子一看就别扭，好像不是她在指挥着字，而是字在牵制着她。她其实也是无辜的，无奈的，不是她要和李红旗过不去，而是厂长借助她传达着自己的态度，要她把字写给李红旗看。李红旗站在黑暗里，心里“潸然泪下”，他还有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李红旗离开了西山这个厂。
后来，他又去过东廓和朔门，都是近郊的一些地带，他像游击队员一样在那些地方活动，以他的形象和能力，找份事情做做还是有的，也很得人赏识。但到了关键的时候，他总是处理不好，最后都是铩羽而归。这也是他一直以来觉得纳闷和无奈的事情。
还有，在他走后，西山那个厂一切正常，工人转正了，厂长亲戚也转正了。
责编 周昌义
血液里的海水：郑成功 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一九七二年生。一九九四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多部著作。
一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四月三十，星期六，占领台湾已经三十七年的荷兰人的生活和以往一样平静：赤嵌街商铺里的荷兰商人，正在一件件仔细检视他们刚刚从高山族猎人那里收购来的鹿皮，看看上面有没有虫蛀的痕迹；几名荷兰牧师深入到汉人聚居区，在为新入教的汉人举行洗礼；两名荷兰军官在赤嵌城（荷称普罗岷西亚城，今台南市）边的树林里打猎，作为枯燥的日常生活的消遣；而已经在台湾住了十九年的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力普·梅则“正在赤嵌的普罗岷西亚市镇外面的中国医院指示几个中国水泥匠建造大门”。天空和往常一样蔚蓝，大海水平如镜。这个星期六看来将和过去三十七年中无数个周末一样，平静而乏味。
早上9点钟，在台湾城（荷称热兰遮城，今台南市西安平镇）上抽着烟悠闲散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军队代司令雅利布不经意间，发现北方海面的天际线上出现了一个黑点。按常规，今天不应该有任何船只出现在这片海面。雅利布满怀狐疑地拿起望远镜，镜头里出现的情景，使他震惊得几乎跌倒在城墙上：海面上出现的是庞大的船队，长长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在前面一艘战船的船头，张着一张巨大的丝制太阳伞，伞下，一位身穿白色战袍的将军，正手持望远镜，向雅利布方向看来。
荷兰人后来得知，这位白袍将军，就是“国姓爷”郑成功。
二
做出与荷兰人开战的决定并不容易。
南明永历十二年（1658），郑成功在与满洲人的作战中遭到惨败。在大陆上，他控制的地域因而迅速缩小，唯金门、厦门等几个沿海城市尚在手中。这几座单薄的孤城显然无法支撑起郑成功规模宏大的反清构想。他的目光落到了台湾岛上。
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望去，台湾岛的形象模糊而神秘。在明朝人的印象里，这个孤悬海外的巨岛笼罩在有毒的瘴气之中。曾经去过这个海岛的人回来描述，除了断齿文身的野人之外，就是巨大凶猛的野兽，和望不到边的亚热带原始丛莽。基于这种认识，明朝政府从来没有把这个巨岛纳入到关注的视线以内，而是听任“红毛夷”他们一直这样称呼荷兰人占领。大明王朝那些短视的文官们几乎一致认为，这个荒岛没有任何价值。
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一月，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郑成功首次提出了收复台湾的计划。
据郑成功的部下回忆，参加会议的大部分部下并不同意郑成功的提议。他们强烈要求固守残留在大陆上的老家，以伺机反扑。他们认为这片未开辟的草莱之地，“风水不可，水土多病”。即使得到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更何况船坚炮利的荷兰人在台湾经营了数十年，“炮台利害，水路险恶。”
汉人向来不喜欢大海。在他们看来，海洋是穷途末路，是陌生的充满险恶的所在，是永远排在最后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有人引证历史，预言离开大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