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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一个夏天的日子里，我在离鼓楼不远的宝钞胡同里找到了张家的旧宅，那个原来叫做法通寺的胡同，现在叫华丰胡同。据说在很多年前那里有着一座不小的寺院，而今，旧日的庙宇早已被拆除，胡同口是新搭建起来的小卖店和小发廊，发廊的大玻璃上赫然张贴着一幅幅美女的画像和写有“洗剪吹8元、按摩免费”的广告。
正是周末的下午时分，太阳依旧明晃晃地照着悠长的胡同，胡同里很安静，没有太多的车，从敞开的院门口甚至可以听得见里面传出啪啪地摆棋子的声音。在走过一排有着灰色长瓦的大屋檐院墙时，我有种感觉，这一片高高的院墙里或许就有我要找的法通寺10号吧。果然，在问过了几位带着红袖箍的大妈大爷之后，我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一位热情的大妈告诉我，六十多年前那个坐北朝南的大院落，在漫长动荡的岁月里，已经衍变成了三个院子。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了其中的一个院子，一进门，出现在眼前的景象就和张昕老师的描述截然不同。这院子好像是一个集装箱，所有的空间都被陆续盖起的小房子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中间只剩下可以过一两辆自行车的空间。我无法弄清哪里是一进院、二进院，哪里是三进院。我只能沿着狭窄的小道朝里走，绕过一排房子，里面同样是一堆密如棋子的小房子，它们毫无章法地粘连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住房，哪些是厨房或是堆积杂物的仓库。
在那些小房子面前，我站立片刻，环视四周，努力寻找着昔日的踪迹。微风从院落中轻轻掠过，头顶上有沙沙作响的树叶，这就是那所有着许多神秘故事的大宅子，那所给了张楠、张瑞芳、张昕三姐妹温馨的生活，并在解放后被她们的母亲毅然将大部分房屋捐给国家，将少部分房屋借给政府办幼儿院的大院落吗……我看到了那棵默然屹立在拥挤的房子中间向着天空伸展的老槐树，茂密的树叶覆盖着周围的小屋，树旁有一排向南的北房，风雨的侵蚀已经使得墙壁斑驳脱落，但那高高翘起的屋檐，屋檐下精致的雕刻，和屋檐上那一排排密密排列的灰色老瓦却在那些新起的小屋中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大气。我知道，或许只有它们可以向我述说岁月的故事了……离开时，一间房子的主人指引我看院门口一字排开挂着的9个电表，他告诉我这里是两家人共用一个电表，一共住着18户人家。我没有再走进另外的两个院子，我知道，在那里，我恐怕也同样很难找到昔日院落的痕迹了。
……故事真的是很老了，那是1929年初，一位坚强的女性杜健如（后改名廉维）带着六个孩子从老家回到北平，买下了这座大院子。这里曾经是梅兰芳的房产，三进套，前后有五个院子，大小十八间。一进院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带栅栏的大车门，水泥甬道，是用来走车的，两旁的空地上有竹子、杏树和三棵高大的老槐树，一路走进去就让人感到幽静和舒适。二进门是北平传统的四合院大门，圆形的门洞，旁边是门房，门洞后是环着院子的房屋，多是用来放东西和住佣人的。三进门里才是主人们住的地方，迎面一排宽大的北房三大两小，隔开一段是东西厢房，从侧面绕过去是通往后面的两个小跨院。房子是父亲的结拜兄弟帮着看的，母亲所以选中了这里，更多的是看中了这里的幽静，它们宽大空旷，可以让她有施展的余地，她的孩子们也需要这些空地，她想要他们在这里有自由的空间。
这所院落里没有父亲的身影，只有父亲的灵堂，灵堂设在后面的跨院，那是一间专门的房子，长条供桌上摆放着父亲的遗像，遗像下是放大成照片的父亲亲笔遗嘱，遗像前供奉着每日与家人一样的食物水果，母亲让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玩，那里一尘不染，却没有一丝阴森冷落的气息。
父亲张基是国民党的一位将军，曾经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任教，北伐时曾出任第一集团军炮兵总指挥。他军人的辉煌生涯似乎和孩子们关系不大，他魁梧的身材却让孩子们记忆深刻：一米八五的个头，方正的脸膛大眼、高鼻、阔嘴，永远腰板笔挺，孩子们要把头使劲地向后扬起，才能把父亲看全，在孩子们心里他真是一个很帅的父亲。
因为小，孩子们并不懂得父亲，只记得他爽朗的笑声，记得他每次出门前告别时总要逐个捏鼻子的亲昵动作，直到有一天，这位正直的军人以一种孩子们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才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竟是那么宝贵。长大后，他们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那是1928年初，东山再起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亲自挂帅第一集团军发动二次北伐，准备统一中国，父亲受命担任炮兵总指挥。5月，父亲率部队向山东进发的途中，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调他到徐州参战，事实上，部队尚在行军途中他只来得及自己赶到徐州，徐州已经失守。父亲痛苦不堪彻夜难眠，终于留下遗书，饮弹自尽！他本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他是一名军人，认定自己要为整个指挥系统的失误负责。那时候，母亲不到四十岁，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儿子十四岁，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
一个美满的家庭顷刻就失去了支柱，母亲痛彻心骨。两个月后，北伐战争结束，隆重的悼念仪式，蒋介石亲书挽幛深蓝色的缎底衬着四个银光熠熠的大字“精神不死”，以及在中山陵安葬的规格都不能抚平失去丈夫的伤痛，母亲谢绝了丈夫生前好友慷慨捐助的好意抚棺回乡。
母亲的性格是温顺的，在乡下，她尽心尽力地服侍老人，替丈夫尽做儿女的一份孝道。母亲的性格又是倔犟的，在公公执意要她们留在乡下，考虑给男孩说一门亲事，过两年再给女孩子们说下个婆家的时候，她毫不妥协的坚决反对让老人感到震惊。盛怒中公公抓起了拐杖想要打人，母亲的手立刻就按到了身旁的茶壶上，公公见状只好作罢。最终，母亲不顾公公的反对毅然带着六个孩子回到北平。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有自己的道理。小时候，家道中落，外祖父虽然开了一个学馆，却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执意不让女孩子读书。母亲只能每日悄悄在窗外偷听学一点她感兴趣的知识，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她有机会看到许多新书，放足、要求婚姻自主都是她受这些新知识的影响做出的大胆举动。她的婚事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的，丈夫是哥哥军校的同学。婚后，她曾经按照自己的心愿在北平培根女校插班读书，却终因怀孕半途退出。就这样，这个地主的女儿，心中始终怀着失学之痛。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乡下过着衣食无愁娶妻生子的日子，她要让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要让他们在没有父亲的生活中学会独立、自强，她要独自用自己坚强的臂膀遮庇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天空，让他们既不仰仗别人的施舍也不自哀自怜地健康成长！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许多年后，将军的夫人出现在延安。周恩来对张家的姐妹们说过，“你们的母亲是值得尊敬的英雄，她受的苦，比你们兄妹几人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这位坚强的母亲已经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最小的女儿在离开老家回北平的路上不幸染病去世，而最小的儿子却在跟随她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延安的途中不幸死去。
1929年，在这所院子里，母亲从失去丈夫和小女儿的悲痛中渐渐地恢复过来。她必须振作精神，使生活重上轨道。
改变了的现实已经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佣人减少了，她只雇了一个女佣做饭。丈夫的侍卫和随从也都离去，她只留下了老传达兵做看门人、兼打扫院子、买菜。家中不再门庭若市，连那些必不可少的应酬她也谢绝了这样使她感到轻松。渐渐地，她断绝了和丈夫生前军政界同僚的所有往来，带着孩子们开始了隐居式的生活。她是一个非常聪明有主见的女人，为了使家庭能够维持正常的运转，她把所有的积蓄集中起来作了清理，一部分交给自己的哥哥去投资，另一部分作为日常开销。她甚至计划着在这座大院子里养蜂、纺织维持家用，所幸他们的生活在她的合理安排下并没有困窘到那个地步。考虑到一个守寡女人带着孩子们生活不安全，她又在大院的围墙上装了电网，在树上挂了报警灯，警灯另一端就设在派出所里，如果遇到情况派出所的人很快就会到达，没想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