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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也不是完全不再从事写作活动，但那是有限度的，多半是对以前作品的延伸或补充。1983年，她参加了由女导演约瑟•；戴扬拍摄的４集电视连续剧《第二性》的工作。这是由法国文化部、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法国电视电影摄制公司和法国电视一台合拍的。电视剧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波伏瓦，关于她的书《第二性》，同她的谈话，有关她的一些活动等等；另一个是记者们在世界各地对于妇女境况的调查。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这４集电视剧在1984年与观众见面，激起强烈反响。1985年，波伏瓦致力于把自己的小说《女客》改编成电影的工作，这也许是她要干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除了写作活动，波伏瓦仍然参加那些她觉得应该介入其中的社会活动。首先是《现代》编辑部的工作，虽然她年事已高，编辑部每星期的碰头会仍然在她的寓所进行。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就成了《现代》杂志唯一的主心骨和旗帜。
除此之外，她还参加了其它许多社会活动。1983年，丹麦政府因波伏瓦的文学活动而授予她索宁奖；索宁奖被人称为小诺贝尔奖，奖金2。3万美元。波伏瓦用这笔奖金作了她最后一次美国旅行，去见了老朋友斯特芬，然后来到美国女权主义者凯特•；米里特的农庄，同她作了交谈。
1984年，波伏瓦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密特朗总统，要求他关注那些父母离异的儿童的命运，他们的母亲是法国人，而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在父母关系破裂后他们在国籍的归属上被划归到父亲这一边。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接见了波伏瓦。当他提出要授予她荣誉勋位勋章时，波伏瓦拒绝了，其态度正像萨特当年一样。
1985年，受总理府负责妇女权利部部长伊韦特•；卢迪委托，波伏瓦为妇女和文化委员会作报告。这个委员会不久就被称为西蒙娜•；德•；波伏瓦委员会。每到星期六，部长卢迪就要邀请波伏瓦和其他一些妇女界名流同她一起讨论妇女事务。
虽然萨特已经不在了，波伏瓦仍然像萨特在世那样为人行事，以作家的身分介入社会和政治事务，勉力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40年前，人们就称呼她为“女萨特”，她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
早在1963年，在回忆录《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就写道：“从今往后，将要发生的重大变故只会是灾难性的：要么我看着萨特先我而去，要么我死在萨特的前头。一个人由于你的离去而痛不欲生，你又无法抚慰他，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而他先弃你而去，再也无法同你说话，这是同样的可怕。除非我碰上几乎绝对不可能的好运气，上述两种命运中总有一种会落到我的头上。有时，我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以减少等待的痛苦！”这一年波伏瓦才55岁，她已经想到了死亡。她所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由此造成的她与萨特的永远分离。从那以来，波伏瓦又等待了17年。特别是在最后10年，由于萨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波伏瓦一直为他提心吊胆，害怕他先自己而去。结果最后这还是成为现实。
波伏瓦经历着这种永远分离的痛苦，其感受甚于自身的死亡。但是，她仍然要活下去。这正如萨特一样，虽然失去阅读和写作能力对于他来说已经丧失了生存的理由，他仍然不得不活下去。为了什么？──不为什么！这并不是贪恋生命，它既是对命运的顺从，也是对命运的抗争。其实人的整个一生不都是这样的吗？她还活着，还在干一些事情，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像当年她和萨特在一起时那样。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她也在等待死亡，希望同萨特在另一个世界见面，虽然她根本不相信来世；或者不如说，她希望尽早摆脱因萨特离她而去造成的痛苦。
1986年1月，波伏瓦度过了她78岁生日。也许是一种感应，也许是身体状况的巧合，在接近萨特6年前患病的时日，波伏瓦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坏了起来，而且患的病也跟萨特一样──因肺部炎症而导致的肺水肿。最后终于不治，波伏瓦于4月14日逝世。
萨特是死于4月15日。两者相差一天。我们无法了解临终时波伏瓦的内心感受，但我总以为，她一定是迫切地希望同自己的爱人相会；而这提前的一天，也许正反映了波伏瓦那迫不急待的心情。这是怎样的一对情侣啊！
在《势所必然》的结尾处，波伏瓦总结说：“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这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不和中分手的。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的言谈之中得到的乐趣丝毫未减。”
萨特去世后，这一切都成了过去。波伏瓦在《向萨特告别》的前言中动情地对“萨特”说：“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交流了。”
现在波伏瓦终于也躺在“自己的小盒子”里了，她和萨特合葬在一起──这个位置当然是她的，虽然她和萨特什么名分也没有，虽然萨特有过许多女人，但对于萨特来说她仍然是唯一的。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1）
1998年第二期《书屋》杂志有柳鸣九先生的一篇文章《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下称柳文）。我正好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看了柳文后，觉得可以商榷的地方还不少，愿意结合该文，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本书的一个结束。
柳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对萨特的评价主要从文学角度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从萨特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来说，他对我们的价值今天看来还在于，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政治家。”
在将萨特的文学与哲学作这种比较时，柳先生的论据是：“与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所占有的第一流大师的地位相比，他哲学上的成就不免黯然失色，在当代不止一部重要哲学史论著中，他都未能获得专章入论，至于在中国，他的哲学论著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
柳先生的这一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不知道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重要哲学史论著”。某些哲学史论著不为萨特设立专章，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如果一定要说它表明了什么，我只能说，表明这些书的作者缺乏应有的眼光。在我看来，任何一部够分量的论述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都不可能无视《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的存在，都不可能否认它们是第一流的哲学著作。一个人只要拥有这两部著作之中的任何一部，他就当得起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大师的称号，何况萨特一人就有了两部。
至于说萨特的哲学论著在中国“至今仍只有很少专业工作者去研读”，这难道就能说明萨特不是第一流大师吗？换言之，第一流哲学大师必须在中国拥有广大的非专业工作者即社会公众为读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除了专门搞哲学的，中国人中有谁听说过他们？但谁能否认他们是20世纪哲学史上第一流的大师？
我发现，柳先生在论及萨特哲学时，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试辨析如下：
柳文说，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萨特当时“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谈话后，萨特“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这里柳先生显然是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混为一谈了。事实是，阿隆去柏林攻读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现象学，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存在主义。1933年萨特去柏林，也是攻读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不是“专攻存在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是“二战”后人们加给萨特哲学的一个称号。刚开始萨特曾拒绝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