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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２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萨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这年暑假他们仍在罗马，西尔薇教波伏瓦怎样使用磁带录音机。波伏瓦同萨特开始进行预定的对话。萨特全神贯注地从事这一工作，只是有几天他很累，他们的进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对话，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谈话时间是8…9月。
关于自己，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个谈话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70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这个长篇谈话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 这就使得这个口述自传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它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个谈话，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
这个谈话是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的。这些主题有：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阅读和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和平等；人的骄傲；同男性的关系；同女性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时间；对一生的看法；死亡与上帝等。
现在萨特适应了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吃饭、散步等日常活动。他恳切地对波伏瓦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作一般的活动足够了。一切都很好！”当然，在这种达观态度的背后，在内心深处，萨特还可能有其它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继续作自己应该作的事情。
这一年年底，法国电视二台表示愿意为萨特提供一组节目时间，让他谈谈自己。电视台这样做，正像当年法国电台的做法一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而新任总统德斯坦对萨特是十分敬重的。
开始萨特拒绝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个官方结构的印象。后来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本世纪的历史，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当代的看法。电视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从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萨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构想。节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钟；准备用75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15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萨特和他的朋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10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10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萨特渐渐认识到，电视台头头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6月30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9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