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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晏阳初一样，卢作孚一生不愿做官，当四川建设厅长也是推辞不下，才勉强就任。1937年7月初，卢作孚辞去四川省建设厅长职务，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实业界人士赴欧洲考察团，准备赴欧洲考察，专心发展实业。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卢作孚毅然放弃到欧洲的考察计划，立即投入抗战工作之中。他要求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所有的船只，所有的人员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时运输之中。同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卢作孚临危受命，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为抗战殚精竭虑。
特别是宜昌大撤退，更显示出卢作孚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智大勇。武汉陷落后，“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此时，抢运形势尤为紧急，一是船只奇缺，按当时所有能参加运输的船只的运力计算，这么多人员、物资要全部运到重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二是日军节节逼近，人们恐惧不安，争先恐后要求撤出宜昌，十分混乱；三是川江枯水季节临近，必须在枯水季节到来前完成抢运任务，否则水位降低装载大型机器的船只根本无法开航。在这关键时刻，卢作孚处乱不惊，力挽狂澜，决定抢在枯水季节到来之前，在40天内把滞留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完毕。在卢作孚精心指挥和组织下，抢运工作迅速有条不紊的展开。40天以后，待运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走了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当长江水位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全部运输完毕。在这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是主力军，参与抢运的24只轮船有22只是民生公司的。卢作孚由于昼夜奔波，劳累过度，以致后来身患重病。
对于卢作孚指挥和组织的这场成功的大撤退，晏阳初是亲身感受的。1938年10月下旬，晏阳初自长沙经湘西人鄂西到达宜昌，此时卢作孚从武汉到达宜昌组织撤退。两位好友同聚在宜昌，不同的是一个是亲自指挥大撤退，一个是亲身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撤退。后来，晏阳初对宜昌大撤退予以高度赞扬，把它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确，1940年5月，发生在欧洲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使逃亡的30多万英法联军安全撤退到了英国，从而保存了英法两国军队的实力，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宜昌大撤退的意义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其英勇悲壮的程度更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大撤退，把大批人员（其中大多为各界精英）和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大多是军工企业）安全转运到大后方，为后方建设提供了人才和物资条件，使后方迅速建起新的工业基地，尤其是军事工业基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
晏阳初与卢作孚不仅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而且私交甚好，情谊笃厚，奉为至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惟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4年10月，卢作孚到美国纽约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同时考察美国造船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正好晏阳初为了给乡村建设学院筹募捐款还在美国未归。两人在美国的相聚，又留下了一段见证他们交情的佳话。卢作孚一向生活简朴，布衣粗食，即使在担任政府要职以后也仍然穿着民生公司的麻布制服。晏阳初在纽约迎接卢作孚时，见他仍然穿着朴素的民生服，剃着光头，就笑着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的。”便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还手把手地教他打领带。看着卢作孚的光头，晏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个和尚呢。”卢作孚听从晏的劝告，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可见晏阳初对卢作孚细心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
在美期间，卢作孚看到晏阳初为了募捐日夜奔波，辛苦操劳，生活十分节俭，深受感动。回国后在给乡村建设学院的师生讲演时，动情地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晏院长在美国募捐，住在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晏阳初回国后听说这件事十分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晏阳初与卢作孚的最后相聚是在1949年11月。19日晏阳初和卢作孚同机从重庆飞往香港。晏阳初是去台湾参加农复会工作会议，卢作孚是为了保护滞留在香港等地的民生公司20余艘主力船返回祖国大陆。在港期间，国共两党都在争取卢作孚，国民党多次派要员劝说卢作孚去台湾，都被卢婉言谢绝。因此，卢作孚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为卢作孚安危担心的晏阳初劝说卢作孚到美国暂避一时，再做打算。卢作孚非常感谢晏的好意，但是他说：“去美国环境比香港单纯，作为短时间安排不失为一个方案。但我对事业负有责任，怎能丢下就走。其实，只要船不受损失，我什么也不怕。”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晏阳初没有留在台湾而去了美国，195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把他在中国的平民教育经验推向了世界，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1990年以百岁高龄谢世。
1950年6月，卢作孚在香港党组织的协助下带着滞留香港的18艘海船安全返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然而，壮志未酬，于1952年2月不幸逝世。
30年后，晏阳初得到卢作孚的死讯，他不禁悲从中来，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敬怀至友作孚兄》，择要录下：“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轮船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