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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年来还有一些零零散散裸露出的遗骨，也被当地居民陆续掩埋了。加之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有的遗骨被埋了，而有的则被大水冲走（当地村民潘树德等证实：小南沟口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冲进的死人骨头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淘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都是红的——主编校）。尤其是解放前，这一带十分荒凉，野兽经常出没，最多时竟有300至400多只狼和野狗前来觅食。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又一个“三光作战”（5）
日伪时期承德监狱的原看守潘景荣（右）与潘振魁（左）原承德监狱看守的证言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们请来了三位当地的知情者，其中两位是原承德监狱的看守，另一位是女性，曾是水泉沟的老住户。潘景荣，66岁，原为承德监狱的看守主任。他来到我们下榻之处，给我们讲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并亲自带我们到水泉沟的“万人坑”做了实地解说。他喃喃地说道：“我家住在水泉沟，小学还未毕业，就在监狱里做勤杂工，从那以后又被录用当看守，到1944年的3年里，曾先后任看守助理、看守及看守主任等职务。这个监狱在1942～1943年是接收监禁者最多的时期，记得在12个狱舍内，最多时竟关了2000人以上。”
“监狱内营养及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每天都有病死、饿死、冻死的事发生。在监狱里受刑讯的事较少，因为这些人来监狱之前，已在宪兵队和警察署受到了拷问，所以监狱很少再过问。收监者中有小偷、杀人犯、经济犯和政治犯，而且是混在一起的。1942年以后私通八路军的政治犯多了起来。正所长虽是中国人，但任副所长的日本人却握有实权。全所约有十多个日本人，现在还记着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他举出好多姓名，但未记录），其中有个叫稻村的日本人，还亲自跟着行刑队去了水泉沟，并带头杀了一名中国人。”
“当时看守中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十人，在做看守期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水泉沟了。这里自日军占领承德起，便成了抛尸场。监狱里死的人用卡车运到老阳坡，然后便扔到山坡的西侧。我曾两次在老阳坡看过杀中国人的场面，第一次是枪杀了7个人，第二次是砍死了19个人。大家都说，扔在水泉沟的死尸大概有3～4万具。”
另一个原看守叫潘振魁（65岁）。他说：“我是康德8年（1941年）开始当看守的。”一个65岁的老人还能用当时的旧年号来叙述往事，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他记忆最清楚的依然是水泉沟的事。
他说：“当看守那年的冬天，在山坡上挖了3个坑，埋了47具尸体。那是‘大检举’时的事。那天，大卡车拉来的人都用链子锁住头，其中46人是被砍杀的，另外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尸体一共是47具（另一监狱看守潘振林证实，他曾经两次跟着去水泉沟杀人，一次杀41人，一次杀49人。第二次是两个叫木村和小木村的日本人砍的——主编校）。”
即使在现场解说时，这两个原看守说话的神态也显得很淡漠。我觉得他们如此平静地叙述往事，可能是经历的事太多了吧。也说不定他们偶尔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拷问和杀害过自己的同胞。因此，他们才作证说在监狱很少有拷问之事。不过，其他的中国人却悄悄地告诉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狱中拷问之事太普遍了，你看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此，我十分理解。凡给日本人当过监狱看守的中国人，都会在良心上受到谴责，他们想尽早忘却那段痛苦的经历。其实采访之初，陪同的中方领导已预先说明，请他们来的目的，只是了解一下当年狱中的一些情况，并非是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话题的本身却如炼狱般的痛苦，令他们不堪重负。除原看守外，陪同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抗日游击队战士，现在又都是共产党的中坚干部。我感到这两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在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心理，谈话气氛较为拘束。同时，我还感觉到，他们双方似乎都对我们日本人保持着某种戒心。每个作证的人都不时地望着陈平他们，似乎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当看到陈先生微微点头后，便如释重负似地继续谈了下去。尽管我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听到自己的同胞在过去所犯的罪行时，仍有一种炼狱般的难熬感。不过，三者持三种不同看法的人还是说到了一块儿。那么，究竟此地有多少中国人被杀害呢？看来在场的几位中国人也众说纷纭，口径不一。见此情况，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陈桐先生作了如下的讲述，可以说是正式的结论吧。
现在的承德监狱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日军为了维护承德周围的治安，并彻底切断中国百姓与八路军的联系，实施了“无人区化”政策，并为此在这个地区多次进行了“大检举”、“大逮捕”、“大扫荡”、“大讨伐”行动。在此过程中，除屠杀当地人之外，还把从外县抓捕的人带到承德，屠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据1945年的正式统计，死难者约为46万人。
“大讨伐”是以关东军为主，辅以警察讨伐大队进行的扫荡行为。自1933年至1934年期间就进行了1190多次，杀了1452人，带到承德239人。其中一部分人被杀后扔到了“万人坑”。这种“大讨伐”在1944年、1945年时，达到了空前规模。
“大检举”发生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承德县就采取了11次行动，共逮捕了18万余人。其中1600余人被押往外地做劳工。此后，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回来。在兴隆县，自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共进行了12次“大检举”，第一次就逮捕了2000余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40余人被送往承德，其余的都被送到东北做劳工去了。临近的青龙县，自1942年至1943年期间，进行了3次，有7230人被杀害，另有927人被送到承德后杀害。而宽城县仅在1942年就逮捕927人，也被送到承德后杀害了。
综上所述，尽管中国各地都在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统计出来的数字未必准确无误。正如陈桐先生最后说的那样，日军战败时，在热河省政府的院子里，已将档案文件等全部焚毁了（现在的承德市档案馆里还存有极少数未烧毁而被抢救出来的档案资料，焚烧的痕迹仍在——主编校）。据说，大火持续烧了两昼夜，几乎任何统计资料都没留下来，但当年大屠杀的情景和死难者的人数却永远留在当地人们的心中，并将世世代代传递下去。不论是官方统计的46万人，还是人们传说的三四万人，真正持怀疑态度的，也只是那些否定日本制造大屠杀的少数人吧。在中国人看来，刻在心中的印象比数字更有意义。我认为，在官方公布统计数字之前，当地的百姓已经心中有数了，而且还要将这一数字代代相传下去，这无疑对日本人是个沉重的负担。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1）
“小新媳妇”的证言小时候就住在水泉沟的徐桂英，60岁，精神很好，很健谈。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显得很激动。她说：“我15岁结婚，就住到了水泉沟，在水泉沟碰到两次刽子手行凶，有一次刽子手押来了中国人，奶奶对我说：快去看看吧。可我害怕，说啥也不敢出去，所以这次什么也没看见。另一次是在阴历新年之前，我去街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见卡车上拉着一些中国人，都是背靠背地绑在木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过了新年，那些被处死者的家属们，连饭也不吃，都拥到山岗脚下来哭泣。”
“夜里寂静得可怕，我更是不敢出去。他们把在监狱里杀害的尸体扔到山冈上，因此，招来了许多狼和野狗在此打转转，吃死尸，或把尸体叼到别的地方去。那时一下过雨后，到处可见鬼火似的东西在闪动。被运到这里的尸体和在此地被杀害的人，都是讨伐队捉来的老百姓，并非八路军。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吓得都不敢出门。有时顺着风飘来哭爹喊娘或‘快让我死了算了’的痛哭声。”
虽然徐女士回忆起当时的恐怖情景时有些浑身颤抖，但她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她说，这里是一片丘陵峡谷地带，共有30户人家，她家附近只有7户邻居。一位年轻的妇女刚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看到的就是刽子手、数不清的尸体、成群的狼和野狗以及鬼火乱窜的可怕情景。她说一位邻居去抱柴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