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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左右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粮仓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惟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人们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潘善祐十来岁的小儿子，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得幸逃出大院，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在南崖子。
大屠杀的同时，从西大坑被拉去的30多名年轻妇女遭到更为残忍的蹂躏。据一位被挑去做饭而逃生的青年农民向我新华社战地记者雷烨诉说：“鬼子把她们推下白薯窖，随后，只听到窖里在怒骂、嚷叫、哭嚎，过了一会，女人的声音慢慢地低哑了，又过一会儿，突然是女人的惨叫，以后就听不到声音了，只见鬼子爬出窖来，随后又点着几捆玉蜀秸往窖里扔，窖口冒出了黑烟。”日军企图把里面的30多具女尸焚毁，由于柴少火不猛烈，女尸烧成半焦半黑。她们的下身被刺刀挑破，肠胃外流，头上、身上沾满了血污……
潘成74岁的老母亲，也是被挑去给日军做饭的。饭做熟后，日军用战刀把老人的脑袋一劈两半，点着一堆玉蜀秸焚烧尸体。日军又举起老人7岁的小孙女，扔入火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他们身处烈火的包围之中，又遭坍塌物的重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4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机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原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煎烧，忙从压在身上的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墙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燃烧起一片大火，浓烟里蹿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7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
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本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血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雷烨随同丁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赵尚全（区长）、吴玉山（区长）等来到潘家峪。先是到潘家峪周围村庄慰问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现场。雷烨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写了《惨杀场视察记》。文中写道：……
石桥边就是潘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手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们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得崩裂，那一定是被鬼子用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人间地狱“无人区”惨案（3）
……小小的尸体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很难以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扭曲污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几乎随处可见。
大院北面平房墙根，有一堆还算完整的儿童尸体。这许多已经集中，无人来认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弯曲焦炭形状……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面目已很难辨认，只是累累弹痕和刺刀的戳伤清晰可见……
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被鬼子毁灭，还有孩子们的母亲、长辈和姐妹。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从许多母亲的尸身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可以看出：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血淋淋的文字，仍然使人的心灵强烈震颤，使我们永远不能淡忘，更不容任何篡改和抹煞。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陈群团长带领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们，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们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一堆四肢、焦肉、肚肠，一堆骨殖，一堆人头。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有的是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冀东党政领导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八路军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第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血腥的大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潘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以后更加巩固，后方支前工作更加活跃，人民抗日斗争更加坚决了，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人民，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唐山人民从1952年始，又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哀怨而又悲愤的潘家峪惨案歌曲，在潘家峪一带广为传唱。沧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写就的历史却永远不能改变！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大杨官营惨案
刘绍友
1942年，侵华日军对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