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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防组织：在“部落”内把18岁至55岁的人都组成自卫团，轮流站岗，送情报。每个“部落”每天必须向警察分驻所送一次情报。青年还要专门受军训，每人一根木棒子，群众叫“棍儿团”。哪个“部落”有事，发出信号，邻近“部落”就必须出动。
联保组织：实行严格的村、甲、牌制。各“部落”设部落长。甲长管几个“部落”。10至30户为一牌，设牌长。十家连座，一家出事全牌牵连。成年人都发《居民证明书》，出门、上路都要受检查。来客要报告，走了要销号。“部落”有四门，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出入检查，夜间经常搞宵禁。起早贪黑出去收拾地，放牲畜也不允许，不遵守的就要受体罚。
（三）血腥的镇压——大检举
在日寇的铁蹄下，人民忍无可忍，采取不同形式反抗，日寇则进行了血腥的镇压。1942年至1944年进行了三次“强化治安”，也就是强化他们的各种统治办法，一次比一次残酷。群众一句话、一件事稍不注意，就会以“通匪”、“政治犯”、“思想犯”等罪名被抓进监狱，甚至杀掉。1943年1月抗日工作人员在孤山子和头道沟开群众会搞宣传，被特务张志告密，把王海、宋景德、田玉、田旺等4人抓走杀害了；倪杖子村温殿顺家雇了一名长工是外地人，被日本守备队抓起来，硬说他通八路，他不承认，被捆在树上活活烧死。这个村从1943年至1945年被抓走110多人，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进监牢，有的到东北当劳工，共死在外边70多人。郭杖子乡王家沟在1944年春被日伪军包围，把全村老乡赶在一起，让大家检举谁通八路，没人说话，敌人就抓人毒打拷问，甲长张廷玉60多岁了，同情抗日。他说：“你们谁通不通八路我心中有数，可不能胡说……”敌人恼羞成怒，就一撮撮地往下薅他的胡子，胡子拔光了又按在地上毒打致残，这一次就抓走70多人；只有20多人被毒打后放回，其余的人都被投入监狱或当劳工。最残酷的是1943年1月，全面进行大检举，实际上是一次全面大搜捕，有的村一次被抓走几十人，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柳溪乡徐营子村一次被抓走105人，凡是听过游击队开会的，管过饭的，带过路的，统统被抓走，进行严刑拷问，有5人被杀害，70多人被送去坐牢或当劳工。七家岱乡大地村150多户，由于特务孙振全的出卖，一次被抓走20多人，刘真、孟吉贤、张启荣、张启功、赵广喜、赵国栋、冯义等7人死在监狱。九神庙被抓走30多人，只有2人逃回，其余有的死了，有的无音信。石拉哈沟被抓走40多人，只5人被放回，其余的被送到平泉、承德、营口、锦州等监狱。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检举全县22个“部落”共计有621人被抓，其中被杀害50人，死在监狱25人，下落不明的389人，列表如下：地点被抓人数杀害死在监狱下落不明大地203710九神庙30325崖门子77干沟子65孤山子44石拉哈沟4012125柳溪4030马架子53徐营子105573四家12111小寺沟75倪杖子1101470山子后22上平房3024大石湖120872长胜沟60430茅兰沟20214黑山口33合计6215025389（注：此表仅根据部分受害者及知情人座谈回忆起来的，所以很不完全，但可见日伪血腥镇压之一斑）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残酷的刑罚
日伪对“人圈”内人民的统治，手段凶残，方法毒辣，人民只能俯首贴耳，任敌人宰割，不准有半点反抗，否则就施以毒刑，罚站、夏天晒太阳、冬天扒光衣服冻、跪石砟子、互相打嘴巴子、打棍子等是家常便饭。中等刑罚是手指夹筷子，灌凉水、辣椒水，火油，有的还掺上头发茬子，被灌者非死即残。还有电刑。最残酷的是烙铁烙、背火炉，把人烤得冒黄油。打油锤，把人捆上装进麻袋，抬起来往地上摔；站木笼，木笼四周钉上钉子，人在里面站着，扎得遍身出血。“军犬狂舞”，把人捆上叫军犬咬，人痛得打滚，狗来回跳，日寇在一旁狂笑。各种刑罚30多种，总之，他们折磨人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五）人间地狱
“人圈”是人间地狱，里边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从住房看，80％以上的户是从外村搬进来的，能盖起房的不到1／3，多数人家只能盖个小马架，或搭个窝棚，有的托亲靠友，一家住三四户。有不少户只能住在畜棚或碾道里，夏不遮雨，冬不避寒，人畜共居，阴暗潮湿，蚊虫、蟑螂、跳蚤、虱子成群叮咬，大批人生疥疮，传染病盛行；从吃上看，70％以上户靠租种土地。进“人圈”后，大片土地不准耕种，种上的地产量也很低，除去交租、交“出荷粮”以及地方官勒索，人均口粮不足200斤，大半年只能吃糠、野菜、树皮度命。穿的更可怜，每人每年配给14尺麻布。小孩冬夏光腚，十七八岁的姑娘穿不上衣服，不在少数。不少人披麻袋片，或一件老羊皮筒，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没有炕席、没被子是普遍的，为了取暖只能靠烧热炕、烤火盆，小孩身上烤出了花，有些人钻到莜麦秸子里睡觉。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加之冻饿，冬季路上经常有“倒卧”。1944年至1945年，伤寒病、“虎列拉”、急性肠胃炎等传染病大流行，有了病既无医疗条件，又无钱治，只有等死，两年中造成大批人死亡，有的人家死成“绝户”。柳溪乡是“集家”重点地区，288平方公里只修了11个“部落”。全乡5300多口人，两年死2100多口；马架子“部落”120户，死了260多口；王琢家14口人死的只剩1口；徐营子“部落”136户，1944年死大人180多口；于会宗在墙上划道道，死一口划一道，划到173道时，他和大儿子一天都死了。徐振说他在1944年6月一天抬出5个死人。有的“部落”死人时“报庙”要排队。老虎沟隋国安家14口人死剩3个小孩逃荒要饭走了。河南店“部落”老单家7户，算是中等户，共41口人死了16口；七家岱川4个“部落”700多户，死了260多口；九神庙“部落”160多户，600多人，死300多口，有13户死成绝户。朱其昌家8口全死在“部落”里。九神庙后山成了乱葬岗子。特别是儿童死亡更多。柳溪川徐营子“部落”136户，三年多死小孩220多个；蒙合乌苏单营子“部落”210户，死近400口，其中小孩240个；七家岱徐营子北沟因扔死孩多，改称“死孩子沟”；荒地村（现崖门子乡）刘起家8口人死了7口，他感到无路可走也上吊而死；郭杖子村（现郭杖子、倪杖子乡）1100多户，两年死980多口，死了人还不敢哭，否则被伪军警听到，说是闹瘟疫，就给封门，全家都得病死或饿死。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修“部落”到1945年光复前，124个“部落”共病饿而死达12 266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无可抵赖的血债。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敲骨吸髓的掠夺
日寇本着“以战养战”的原则，对侵占地区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实行了一套极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
物资上大肆掠夺：群众叫“三干一储”（粮干、麻干、大烟干和强制储蓄）。当时粮产很低，亩均200斤左右，每亩要交粮干（即扣除水分的粮食）30斤，自然粮要35至40斤。日寇为了向南洋群岛贩运鸦片，强制农民每年要有10％左右的好耕地种大烟。每亩交烟干13—18两，还要交线麻干，这些都由专门的粮食组合和鸦片组合严格检质、检等低价收购，农民在这里还要受一层勒索。完不成就要挨毒打，拘留，甚至灌凉水、辣椒水、煤油等毒刑折磨。另外，牲畜、皮张、绒毛等都有强制任务。
沉重的税负：除伪政府规定的税捐外，地方还任意摊派各种费用，多达30余种，如地亩捐、房产税、人头税、猪头税、车辆税、村公所费、证明书费、甲长费、招待军警官吏费、电线费、修炮楼费、协和会费、飞机献纳金。除此之外，伪官吏还想尽办法勒索，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要敛钱要物，一年到头敛不完的花销。这些花销是在农民连生命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硬是敲骨吸髓榨取出来的。
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布、棉、线、盐、火柴、火油、肥皂……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每人每年配给布10至15尺，棉花4两，火油每月半两，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