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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哟逦傩沾蚓购档氖录＃褪窃诖似诩淠诜⑸摹�1943年，李运昌又率部在承德东北的光头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为此，西南防卫司令部也把光头山一带划成了无人区。
从1938年起，八路军就已经在兴隆县的大小黄崖（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一带建立起了抗日根据地。同样，日军也自然地将这一带划为了无人区。据“1943年下半年冀热边区状况报告”见姜宇：《1943年下半年冀热辽情况报告》，载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冀热辽简报》第15期。中记载：这一带根据地中，有居民2000户约13 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不愿意进入“人圈”的百姓，亦称“跑山的”，而另外一些则是民兵。那么此时此地的正规八路军兵力究竟有多少呢？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兴隆县无人区中的抗日根据地》、指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编：《兴隆县“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1985年。《热河史稿》以及《中共抗日部队发展略史》之中都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毫无规律可言。
尽管西南防卫司令部的任务是阻止八路军从五台山东进至伪满洲国境内。但日军并不清楚八路军究竟在何处，因而它也就失去了讨伐作战的真正目标。有时虽然也发现了一点儿八路军的蛛丝马迹，但那也不过是稍纵即逝，根本无法与之展开正面决战。因此西南防卫司令部的独立守备队，也只能将决战目标放在了河北一带的战场上。而在兴隆县内，由于当地百姓积极地为八路军提供粮食、军鞋等补给物资，所以日军便以“私通八路”为名，大量抓捕当地百姓，并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扫荡。
我认为兴隆的悲剧就在于：一、因日军找不到八路军的踪迹，便倾其当地的2万兵力来全面镇压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二、因兴隆的日军无法像河北平原那样用骑兵去突袭村庄后，再就地实施“三光”政策，所以他们便采用各种更加卑劣的手段来残酷镇压山区中的百姓。
当地日军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检举和讨伐，即把从无人区里抓到的农民带到“人圈”后，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斩首或对其施以各种酷刑。日军的杀人及酷刑可谓名目繁多、残忍至极。其中有：1断食空腹（饿死）；2倒栽莲花（将人头朝下活埋）；3军犬扑咬；4滚绣球（令赤身裸体的活人蜷缩着进入布满钉子的笼中，然后再滚动笼子）；5电击人体（电休克）；6枪刺沙袋（将活人放入袋子中，供新兵训练刺杀）；7虾公见龙王（将活人头脚捆到一块扔进池塘或河里）；8开膛取心（将活人的心脏取出食用）；9钢针绣骨（把钢针钉入人的手指尖或头顶部，钢针长度为20—30公分）；10辣水涨肚（从鼻孔灌入辣椒水后，再用军靴踩蹭受刑人已膨胀的腹部）。此外还有“熏烧活人”等等，不胜枚举。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3页。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过日军吃人心脏的事，但对此总是将信将疑。恰好在我查阅资料时，终于发现了一份日军吃人器官的供词。供述人是林竹次，曾在奉天省警察厅特务科任职。据他讲，某日，守备队长宫尾在兴京县公署的后山逮捕了15名中国人，随后便以“通匪”的罪名将他们全部处死。当时，林竹次和在场的阿部三郎警长一起剖开了其中的五具尸体后取出了胆囊。
检察官问；取人的胆囊做什么用？
林竹次答：日本人相信胆囊能治肺病，所以大家都想搞到手。因此和阿部警长商量后，我们就干了。见林竹次口供（1954年6月9日），（1）—119—2，704，1，第3号，载于《伪满宪警统治》第490页。
这就是林竹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检察官交待的供词。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吃活人心脏的证据，但仅凭上述的供词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要把日军称做日本鬼子了。
那些不处死刑的人，有的被强制送到东北去做苦役；另一些不顺眼的则按“特运处理”方式被押解到七三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人被送到承德去充当活体解剖实验的材料。至于强奸妇女之事则更是家常便饭，不胜枚举。
对于那些已被赶进“人圈”的农民们，日军又以“细菌试验”等秘密手段，让他们患上传染病后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则可以说成是中国人不卫生所致。此外，每天农民们进出“人圈”都要受到军警的监视，而且每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纹的居住证以备检查。由此一来，非本地居民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的下场只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
日军对兴隆县百姓的残酷虐待行为，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才算最后结束。
以前兴隆县不属于热河省管辖，只是后来日军划定国境线时，才将其强制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版图之中。由此我认为，兴隆悲剧的起因或许就是那条西南国境线吧。虽然其他县里也有国境线，但与之不同的是，兴隆县的周围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况且这里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偏远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正是日军进行各种军事、政治等试验的理想场所。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敢随心所欲地在兴隆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就包括细菌、毒气、气球炸弹等生化武器。总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开的试验项目，全都拿到兴隆来了。
铃木元之的证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铁雄讲过的一句话——“其实，西南国境线一带本来就是日军频繁进行细菌战及其他项目的理想试验基地。”引自铃木元之告发安达诚太郎的资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号，载于《人体试验》第250页。
由此可知，兴隆的悲剧还表明，在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凡是兴隆所试验的结果都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其他战场上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人性破坏
西南防卫司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丧失人性始终贯穿在新兵的训练之中，以此来组成一支支魔鬼部队。据《我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中记载：
“铁拳制裁训练”并非上策，所以教官们便不断地用殴打、脚踢、掌嘴等方式来对新兵进行“自尊心制裁”。教官们故意用皮制拖鞋的底部去抽打他们，给他们的脸上留下鞋印，目的就是让新兵脸上的那种自尊和自信表情永远消失。
“新兵们都有父母。当他们降临到世间后，父母们也都倾心培养教育他们具有人性和人爱之心。但魔鬼训练营就宛如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一切人性和人爱之心都统统地在这里被搅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躯体。当他们用刺刀杀死了绑在柱子上或者是装入口袋里的活人后，新兵们的训练科目便就此结束”。引自（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第166页。
新兵们自然不会甘心忍受这种最底层的压迫生活。一年训练后，这些已丧失了人性的士兵们便会通过压抑转移法，去面对所有的人。这就是日军保持军人心理平衡的一种魔鬼训练方式。
承德市档案局的王克君局长让我查阅了该局保存的一些日伪时期的历史资料。他说：“重要资料都送到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去了。这里现存的主要是人员花名册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对你用处不大。”我查阅后确认，这是一些有关热河及兴隆日军的人员配置和宪兵名册的基本资料。此外资料中还夹杂着几份用日语写成的命令文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上面特意注明：“誓死不许动摇”等字迹。这反过来则证明，当年伪满洲国军中就曾发生过动摇之事。此时此刻我才理解了，当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打出的悲壮救国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真正含义。
对于这100余册的合订本，我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翻阅一下而已。不过，我发现后面大部分是特务名册。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已在热河省建立了庞大的特务体系。这些以出卖情报为生的中国败类在各级各界乃至各村都有。为了表示忠诚，这些人不惜向日军出卖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人还提供出了妇女的名单。但日本投降后，这些特务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不义之战
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也只有是颓废、残忍及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