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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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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见徐复观的《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
    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后收入他的《胡适研究》一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初版。
    ⑤李敖在《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中说:
    谈到目前捧胡和骂胡的人,可分六派:在捧胡的人中有(1)文章派,毛子水是也;
    (2)诗歌派,劳干是也;(3)行动派,某校长夫人是也;骂胡的人中也有三派,(4)叫骂派,徐复观是也;(5)栽赃派,《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6)翻案派,本文所拟答复的两位先生是也。”(按,指叶青[任卓宣]与郑学稼)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出版。
    ⑥李敖自己在《胡适研究前记》中说:“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见该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3月版;又载《文星》杂志第13卷5期,1964年3月出版。
    ⑦胡秋原的文章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3期,1962年1月出版。
    ⑧叶青的《谁是新文化的播种者》,载台北《政治评论》第7卷第10期,1962年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载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4期,1962年2月1日出版。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在“围剿”与欢会中倒下(3)
    ⑨参看杨树人《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后的三年》,载台北《文星》杂志第13卷第4期(总76期),1964年2月1日出版。杨文并未指明胡适所批评的是何种杂志,何人文章。而李敖在《文星》第77期刊登的《“胡适研究”前记》一文里,却承认杨文“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承认胡适指为“轻佻浮薄”的一篇是他李敖的文章。可见胡适也认为李敖是“捧”胡的,但捧而不得其道,故又说他“轻佻浮薄”,“瞎闹”,用语相当严厉!据此,则可知胡适指为“下流”的长篇,便是胡秋原的文章了。
    ⑩同注⑨。
    参看吴大猷先生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中研院欢迎院士会中的讲词及后记,载台北《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3期;讲词题为“胡适之先生和中国科学的发展”,系该刊编者加上的。
    胡适在这次酒会上的讲词,有几种记录,均不及经胡氏校正了。此处引文是根据《台湾新生报》记者所采写的《最后的酒会,光辉的终结——记胡适院长最后主持的院士欢聚酒会》一文的记录,载该报1962年2月25日。这个纪录也许难免有误,不及后来整理的完善,但较接近口语,很少修饰加工的痕迹,又是最早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一些。
    另有吴相湘作《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民国百人传》第1册)所录胡适的这段讲词,修改痕迹较明显,也不像讲话的语气了。已引录在本书第9章47则注⑩里,读者可以参看。另有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所引胡适的这段讲词,虽经修饰,还比较完善,引录如下,以供参校:
    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0册,第3898~3899页)
    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第3901页。

第十四部分:传 余丧葬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即组成治丧委员会,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共103人。
    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胡适的遗体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灵柩里,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京大学校旗。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辞曰: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这确切地概括了胡适一生复杂思想和经历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中央。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其中如:
    微老夫子,倡白话;此日儿童,仍须皓首穷经,从字纸堆中,去埋头嚼句。
    无新文化,主改革;长兹华裔,安能小心求证,到科学园里,来植树生根。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络绎不绝,殡仪馆前几天内人流不息。
    3月2日,陈诚率治丧委员会全体委员举行公祭,参加公祭的有75个单位;此外,有各界名流、军人、学生、平民、家庭妇女及驻台外交人士等前往致祭,瞻仰遗容,与胡适博士告别,总计达38000余人。下午2时大殓。3时启灵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自动来送殡者多不胜计。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声不断。据目击的记者估计,自胡适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①
    10月15日,安葬胡适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他虽然未能回到美丽而且富饶起来的黄山故乡,却总算长眠在自己祖国的泥土里。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碑上刻着:
    这是胡适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国五十一年)的墓。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迁,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10月18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议,以胡适生前住所作为“胡适纪念馆”,并成立管理委员会。1964年8月,美国美亚保险公司负责人史带先生捐赠美金25000元,1970年5月,史带基金会又捐美金25000元,为胡适纪念馆基金。
    胡适生前留有英文遗嘱,其主要内容有: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意见);二、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此外还有遗产处理等项。但清点胡适在南港的财物时,除了书籍、文件之外,余款仅135美元。
    ①关于胡适丧仪的情况,主要根据台北《青年战士报》记者周啸虹的报导《万人悲悼胡先生》(1962年3月3日),及香港《工商日报》记者黄铭黄仰山的报导《一代哲人,盖棺论定》(1962年3月6日)。

第十四部分:传 余遗著
    胡适一生著作等身,除生前版行的外,尚有大量散见于报刊杂志的文章未经编辑印行;另有大批手稿、资料等,亦待整理。
    生前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尝试集》(1920)
    《胡适文存》(1921)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
    《胡适文存二集》(1924)
    《戴东原的哲学》(1927)
    《白话文学史》(1928)
    《人权论集》(1930)
    《胡适文存三集》(1930)
    《淮南王书》(1931)
    《四十自述》(1933)
    《胡适论学近著》(1935)
    《藏晖室札记》(1939)
    《胡适的时论一集》(1948)
    《胡适言论集》(1953)
    《丁文江的传记》(1956)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1961)
    胡适逝世后,经胡适纪念馆及其他单位、学人整理编印的,主要有:
    《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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