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隼醋榈场５�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三人。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曾为雷案致电陈诚，希望由司法审判，不要军法审判；回台湾后，雷案已经宣判，他接见记者时说：
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胡适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终于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国》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历时11年，共出260期。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3）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适呢，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却又莫可奈何，以至于愧憾终生。
①这是雷震解释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的话，见他所作《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②该文载《自由中国》创刊号，作发刊宣言；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题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系于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据？
③从《自由中国》创刊，到1950年初，胡适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国”的宗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均载第1卷第1期），《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2卷第3期）。
④此信写于1951年8月11日，载《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⑤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册，1951年9月24日记所收香港来电报译文。（三版注）
⑥《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二编，甲编为“学术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编为“政治问题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华国出版社，由王云五主持，王系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代的老师，故获得印行此书的优先权。
⑦此文作于1956年10月21日，载《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⑧参加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报刊，如《军友报》、《国魂杂志》、《青年战士报》等属“军方”；《中华日报》、《政论周刊》等属“党方”；《幼师》杂志属“青年反共救国团”。下文所引围攻《自由中国》的言论，均见这些报刊，不另注。
⑨胡适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页。
⑩胡适的这次演说，由杨欣泉记录，载《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此处引文，转引自文德《雷震、胡适、中国民主党》一文，载《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0年11月18日所记改。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热闹背后的孤寂（1）
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1957年秋天，中研院原来的院长朱家骅辞职。11月3日，评议会选举胡适为院长候选人。4日，蒋介石便圈定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氏正因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事件，决心回去；加上那时台湾局势暂趋稳定，他已年老多病，想回台湾过几年安定日子，了完学术上的旧债，便欣然应命。不久，胡适给陈之藩写信，即说到他已决定回台北去。信中写道：
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的书写出来。①
这年4月6日，胡适便飞离美国，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九年的流亡生活，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
那天到机场欢迎胡适的，有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陈诚及各机关官员、友好和青年学生，据说有五六百人。连八十高龄的于右任老先生，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胡氏被围堵在飞机的舷梯旁，与官员友好一一握手，又在一些学生社团的旗下照相，又对记者谈话，闹腾腾的。第二天，又是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生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很高兴。
4月10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长，并主持第三次院士会议。这天，蒋介石以“总统”
之尊，亲临致词，对胡氏恭维颇多。胡适则忙着握手，致答词，接着又选举新院士，热热闹闹，忙得他满心欢喜，满脸微笑。
从此以后，胡适在台湾生活的近四年时间里，当局和朋友都要借重他来点缀“民主自由”，他也诚心希望台湾当局多搞一点“民主自由”，因此，令他高兴的热闹事也便接连不断。例如：这年11月，胡适搬进了当局给他专门拨款在南港建造的院长住宅。1959年初，胡适所拟定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正式通过，并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这年7月，胡适接受夏威夷大学赠送的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获得的35个荣誉学位的最后一个。1960年6月，他所崇敬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胡适参加了欢迎宴会，并与艾氏同到圆山饭店晤谈。1961年10月，夫人江冬秀终于告别了纽约的牌友，回到台湾，家人团聚。四年间，他主持的三次院士选举，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杨联升、任之恭、梅贻琦等30名新院士；
他的许多旧著在台湾重印，还影印了他心爱的宝书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外，更有经常的演讲、宴会、拜访应酬，以及献花祝寿等许多热闹事，报纸上也不断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的70大寿，祝寿的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了好些天；蒋介石也赠以亲书的“寿”字镜框，还特意在官邸设宴为胡适祝寿。②凡此种种，似乎可以说是知遇特隆，应该满意的了。
然而，胡适在台湾这最后几年的生活路程，是并不平坦的；在知遇和热闹的背后，许多不愉快的事竟彼此牵连，接连发生。
首先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他本是有心脏病的人；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住进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自然是老年人所难免的；但若干不快意的事件和环境，往往是他旧病一次接一次复发的直接根由，又往往引起病情的恶化。
其次是他的经济状况，也使他不能不忧虑。当年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他在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赴美以前的某一个晚上，我亲记得他对我说：“我不在美国，我的太太一人要计划自己出资，借南港一块小地，建一所小屋，身后即送与研究院。我想，在那一晚对我说话时，那一笔钱是没有了。听说，他曾退而求其次，打算筹集一点小款，在台北市内顶一所小房子，备胡夫人回国居住。据王志维先生（他受托处理胡先生私人收支）告诉我，少数版税（胡先生在台印书，多半不收版税）的收入，经他尽量设法积存，付一所15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我想，其余就不必深问了。
后来胡夫人是回国了，我想胡先生的经济情形并没有什么改善。连一次一次进医院的医药费都感觉困难。医师每次都说他需要在医院多住几天，他的朋友也劝他，而他自己总是坚持提早几天出院。③
“人怕老来穷”，人们由此大约也不难想见胡适晚境的凄凉罢。
而最让胡适感到困扰和难堪的，是社会上牵涉到他的许多风风雨雨的事件。
最先的一件，是《胡适与国运》。④据杨树人先生的文章说，胡适回到台湾的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