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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按，指解放了的地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②
这就是胡适为《自由中国》杂志定下的调子：反共、鼓吹民主自由。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这个政论性半月刊，便在台北创刊了。刊物封面上印着“发行人胡适”赫赫五个字。他所起草的上述“宗旨”印在创刊号上，作为这个刊物鼓吹反共和民主自由的宣言；而且以后每期刊物上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刊登这四条“宗旨”，作为他们坚持反共与民主自由的旗帜。
《自由中国》创刊的时候，胡适远在美国，“发行人”其实只是挂个名；实际负责的是雷震（儆寰）。那时，逃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惊魂未定，人心惶惶，胡适的名字在混乱的逃台人员心目中，仍不失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有他挂名的杂志刊行，似乎也可以起到一点安慰的作用，因而《自由中国》办得倒也顺利。但胡适向来信奉孔夫子的话：“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既然挂了名，怎能不实际干呢？他从纽约邮寄了几篇文章给编辑委员会，都是反共宣传文字。③到1951年6月，刊物第4卷11期上发表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虽然也持反共立场，却对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亦有所非议，于是遇到麻烦，遭到政府干涉，台湾军政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后虽因故未执行，却给刊物同人以极大压力。4卷12期上，便又在各方的压力与劝说下，被迫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一篇屈服于政府，为政府讲好话的软弱文字。这使胡适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名义，也向台湾政府表示抗议。信中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④
《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没有接受胡适的辞职，“决议请求胡先生继续领导”。
胡适致雷震这封信在《自由中国》刚刊出，刊物又遭禁忌。9月1日台湾当局议决：1。全部收购（该刊）；2。令港停止出版；3。令停寄美国西部。至4日才又开放。⑤
此后一年多，胡适竟没有给《自由中国》写什么文章。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经日本飞抵台北讲学。那天上午，到台北松山机场来欢迎胡氏的有文化教育界人士数百人，《自由中国》杂志社的雷震、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也到机场欢迎，场面颇为热烈。因为胡适从美国来，台湾局势虽然渐趋稳定，但政府当局及各界人士都特别关心美国的对台政策，特别关心国际局势及台湾的前途，都想听听“美国通”胡博士的意见。所以各方人士对胡适的台湾之行都寄予极大希望，都想请他演讲，或请座谈，或拜会。除了在学校讲学之外，公开演讲也不少，几乎没有间断的讲演，有时一天连讲几场。素来声音爽亮的胡适，嗓子也沙哑了，不得不去请教喉科大夫。他的这些讲演，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概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鼓吹反共反俄；（二）鼓吹民主自由；（三）提倡治学方法。胡适在台湾一个半月讲演讲学的纪录，后来由自由中国社汇编为《胡适言论集》，交台北的华国出版社印行，⑥版税收入便全部捐赠给了《自由中国》杂志社。
胡适这次台湾之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主持《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的纪念。又是讲演，又是题辞，又是合影、座谈。胡适乘机再次请求辞去“发行人”名义，因为他远在美国，不能负起言论的责任。编委会这时才接受胡适的意见，从第8卷3期起改由编委会任发行人，后来又改为雷震。
第十三部分：飘零的晚年 1949…1962《自由中国》的风波（2）
1953年1月，胡适晋谒了逃踞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便取道日本去美国。这次台湾之行以后，他对《自由中国》杂志的支持更积极了。不仅自己不断航寄文稿，还鼓动当年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儆寰写写文章”。《自由中国》从此又颇为兴旺活跃，在台湾香港及海外都颇有影响。
但三四年之后，《自由中国》又遇到麻烦了，而且是由胡适惹起的，比前次的麻烦更大。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先生的70寿辰。事前蒋曾表示谢拒祝寿，希望大家提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道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胡适文章的题目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叙说艾氏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自知无专门知识，而大胆信任各部门负责人；当总统以后，遇自己一时无法决断的事，不轻易下断语，而将自己签名“可”“否”两个批件，请副总统尼克松挑一个。最后结论说：
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⑦
这一期《自由中国》，因为发表了这些研究、讨论、建议和批评的文字，言人所不敢言，在台湾异常轰动，连印七次以上。但也引起了“军方”、“党方”和“团方”的围剿。⑧他们给《自由中国》加上种种罪名，如“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啦，为共产党“统战工作铺路”啦，“企图打击国军士气，破坏国民团结”啦，等等。还说《自由中国》宣传民主自由，是共产党“进行思想统战的手法，把共产主义掩蔽起来，而以伪装民主自由的面貌出现”。又说胡适的祝寿文章，叫蒋做“无智无能无为的总统”，是企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说他造出所谓“三无”的谬论，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总之，认为《自由中国》的祝寿专集里面，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九号”《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谓胡适“三无”总统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由此可见，反共的胡适和反共的《自由中国》，为了讲一点自由民主，争一点言论自由，也被台湾当局当成了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
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memoreseriously”。
我underscoredtheworld“m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takeme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