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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2）
当时，蒋介石政府政治黑暗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加上内战军费开支浩大，便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暴涨，把老百姓推到了饥饿与死亡线上。教育界人士的生活也是朝不保夕，诸多困难与忧虑。大学里正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年月。胡适出长北大，本来也想学习蔡元培的作风，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1947年，他曾提出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建议政府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办好北大、清华、浙大、武大和中央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使它们成为学术研究的大本营；第二个五年再办五所，以求“建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⑨应该说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设想，也反映了胡适作为一位教育家执着教育学术事业的见解与态度。但是，当他在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这个十年计划的时候，他的梦想却在现实面前碰碎了。到会百余位教授，大家想的，谈的，“都是吃饭”！一位教授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这是实际情况。胡适当校长，为师生的粮食，教员薪水，以致冬天取暖用煤等奔走，竟花去不少精力。素以乐观著称的胡适也难免悲观起来，说：“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⑩这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展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北平的学潮，以北京大学为重要中心，更是来势不凡；也弄得胡适校长应付不暇，处在既不敢得罪政府又不能对不起学生的两难境地。
他虽然拥蒋反共，其实面对时局，内心也很矛盾，而对学生运动也大致还抱同情态度。1947年5月，他在答《经世日报》记者问时，仍说：
二十年来我发现一个通则，古今中外均可应用。即凡一个国家政治没有走上轨道，既不满人意，又无合法代表民意机关监督政府改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学生的身上。
胡适主张“疏导”的方针，反对武力镇压。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奔走于行辕市府之间，希望避免惨案的发生，并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谈到南京学潮时，胡适还公然说“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且批评蒋介石告全国同学文内“显受反动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的说法，“立言不太公道”。以胡适之聪明与阅历，岂不知道当年反内战反饥饿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中共的领导和影响分不开，但他仍扬言“不相信学潮为中共煽动”，而强调是“由于客观环境所造成”。由此可见他心境的矛盾。
当年还有一桩美国水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案，轰动全国。对于此案，胡适也非常愤慨，曾对记者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
”他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三位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
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后皮尔逊上诉，美海军部军法检察官长，取消其罪状，胡适曾对英文版《时事新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余对此新发展，表示不满”，并“希望美海军部长不会批准”。然而后来竟经批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胡适也便无可奈何了。
蒋介石鉴于政治局面不可收拾，后来又想请胡适出来当行政院长。胡适为此甚为焦虑，且数度失眠，仍坚辞，抱定不入政府的主意，以在野的独立身份，为政府说“公平话”。他作为学者和校长，曾邀集京津各大学的一些教授及名流，组织“独立时论社”，对“重要的时事问题”，各人发表所谓“独立与公正”的意见，将文稿寄发国内外各地报馆同时发表，在舆论上给蒋介石政府以帮助。
对学生运动，胡适所主张的“疏导”方针，反对军警入校捕人等，固有同情爱护学生的一面，但也是为国民党政府当局着想。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联合致朱家骅电，说得最明白：
若以军警入校，则适、琦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一致攻击政府。论者或以为美国亦有清共法案，必能谅解。殊不知美国清共全用法律手续，决不能谅解军警入校捕人等等现状。试设想最近云南大学的怪象若重演于北大、清华等校，国家所蒙有形无形损失固不可胜计，而全校学生骚动，教员解体，适、琦等亦决无法维持善后。故敢本平日忧虑所及，以去就谏阻此事。
胡适不像蒋介石及其他官僚一样，简单地说学潮是共产党煽动的，赤裸裸地责骂一通，甚至武力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他主张“疏导”，一方面劝导学生，反对罢课；一方面奔走于行辕和市府之间，尽力避免惨案发生，果然也收到效果。以至有的学生竟相信“胡校长已渐渐接近青年了”，相信他是“爱惜学生”，“和学生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致电胡适，说“主席（按，即蒋介石）对兄竭力安定北方教育，极表感佩”。如果胡适进政府当了官，能发挥这种作用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3）
6月2日，北大工学院学生邓世华写信给胡适，信中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尤其恨蒋介石“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说他是“国父的叛徒”。但邓缺乏政治头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对国共两党都恨都骂，以致感到悲观、苦闷、彷徨。胡适觉得这个青年的苦闷悲观有相当的代表性，便于当天深夜给他回信，劝他不要悲观，要谅解国家的困难，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胡适又特别为蒋介石辩护，说：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胡适就是这样给蒋介石吹嘘“做面子”，为蒋政府帮忙，他对蒋介石是何等体谅忠心！随后，胡适又根据复邓世华的这封信，引申改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发表，希望把一切苦闷的青年，都“疏导”到脱离现实政治，只关心“把自己铸造成器”的道理上去。蒋政府的官僚政客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少数人的阻拦而停止转动，它总是碾碎了一切障碍，滚滚向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断高涨。到1948年，国民党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连美国也对它失望了，总统杜鲁门说：“中国政府是一自私自利者的集团，所以美国无法帮忙。”
蒋介石无可奈何，心急乱投医，企图再祭起“民主宪政”的法宝，来挽救行将坍塌的政权，便匆匆忙忙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的第一次“国民大会”。胡适又是“国大代表”，又匆匆忙忙飞赴南京。3月27日在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经5轮投票，选出第一届院士81人。3月29日，国民大会开幕。第二天下午，王世杰来见胡适，转达蒋介石旨意，谓“蒋公意欲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议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蒋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并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4月4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全会，蒋便声明不候选，而提议由国民党提出一个无党派的人来做候选人，并说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
（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