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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利勋章一座。11月1日至16日，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⑥在伦敦出席创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了该组织的宪章。会议期间，他曾提议于1949年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周年；并往牛津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2）
直到1946年6月5日，胡适才由美启程返国，在海上航行30天，于7月5日抵达上海。他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会见了许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沪两地住所都积有两寸厚的名片。月底才到北平，住进东厂胡同1号一所十分阔绰的宅院里。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回国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停战协定，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部署并发动全面内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又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国民党政府又在全国加强法西斯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就在胡适回抵国门十天之内，知识界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二位先生，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一般有良心的人都感到失望苦闷乃至忿怒，盖原意中事”。⑦而胡适却与“一般有良心的人”
都不同。7月20日，他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名流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还劝人不要悲观，说：
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末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⑧
如果说这是胡适的“乐观主义”，那么，他在北平对记者谈话，竟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⑨这样颠倒的“乐观”，不迹近阿世吗？
10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复员复校后的开学典礼。胡适以校长身份首次对全校员生讲话，便抬出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要大家深省；他提倡所谓“独立的研究”，要大家——
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⑩
可以说这便是胡适给“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加的注脚，并无甚么深意。而当内战硝烟弥漫，青年学生向往民主自由进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开展的时候，胡校长却反复申说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用意还不明白吗？
①中国代表团成员，除董必武、胡适外，还有宋子文（团长）、顾维钧（副团长）
、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顾问施肇基。
②胡适1941年2月在纽约的演说，曾载2月8日重庆《大公报》。
③参看胡适1944年12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下册，第605页。
④胡适致毛泽东电曾载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又附见胡适致王世杰（电稿），《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版，下册，第26至27页。
⑤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4卷横排合订本，第1106～1107页。
⑥中国代表团成员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赵元任、罗家伦、程天放、李书华。
⑦周炳琳1946年7月9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12页。
⑧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辞，载7月21日《申报》；又载南京《教育通讯》复刊第1卷第11期。
⑨见1946年7月30日北平《华北日报》。
⑩见1946年10月11日天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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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北大、“国大”两副乱摊子（1）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国共两党和平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占着显著的优势，又仗着美国援助的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作战物资，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叫嚷3个月至6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曾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以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0月11日，国民党军进占张家口市，达到了他们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高潮。蒋介石兴高采烈，于当天下午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想借民主宪政来做面子，掩盖发动内战的罪责。
胡适当了这个“制宪国大”的代表。参不参加？他原也有些踌躇，曾对当时的《中央日报》记者又是绩溪同乡的叶由说过，一是因为“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二则是北大也离不开身，“到北大才几个月，复员以来，北大还是个乱摊子，非常复杂，要花大力气整顿。”①胡适心情又很矛盾，他觉得这是实现美国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准备去参加。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都坚决抵制，并声明它违背政协决议，是非法的；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几个小党派追随国民党摇旗呐喊。北京大学的同事周炳琳也劝胡适不要出席，说“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②而蒋介石却切盼胡适这位“社会贤达”出席，给他做做面子，故亲自电邀，电文云：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中正，蒸（十日），府交。③
胡适便只好于11月11日飞南京，出席于15日开场的国民大会，还当上了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任务是“制宪”，胡适知道宪法草案早就有了，这种堂而皇之的文件，有各国的蓝本，不会有大问题。他便抱着厚本厚本的《水经注》出入于国民大会；又趁机去国学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看各种版本的《水经注》。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都发表声明，不予承认。只有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大加捧场。胡适也对记者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④又著文称赞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来若干人的梦”。⑤
在南京开会期间，胡适与闻人名士、阔佬政客往来频繁，应酬颇多；还有些人请他题字。在为人写单条立幅时，他挥笔重题旧作“做了过河卒子”一诗。这首旧作原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被记者传抄出去，在报纸上刊登了。时过境迁，当日为国家民族拼命向前的卒子，现今却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了，旧作新题，也正好表达胡适为国民党政府卖力的心愿。
果然，国大开过不久，蒋介石准备“改组”政府，要倚重这可贵的“卒子”了。
1947年初，蒋氏多次约请傅斯年谈话，提出请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⑥又在南京两次接见胡适，多次亲致函电，说“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⑦实际上却正如傅斯年所说，乃是出于“美国之压力”，想借胡适这块“社会贤达”的牌子，为独裁政权涂饰一点民主的油彩。所以蒋介石曾坦白地说，是“撑面子，要如此”。胡适经过反复思虑斟酌，力陈衷曲，说：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⑧
多么绝妙的自白！既感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愿意帮政府的忙，给他做面子，又要保留着“独立”的面具。这便是过河卒子特别聪明的地方！胡适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大约也与此有关罢。
胡适不入政府作官，仍留北京大学当校长，但北大已不是当年的中国公学，更不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了，时世的变化，使北大真成了一副乱摊子。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