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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卖膏药”，讲演十余次。他对广西的印象极好，自己的心情也极好，故大赞广西山水，也大夸广西的政绩民情，说：
广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全省没有迷信的，恋古的反动空气。广州城里所见的读经，尊孔，祀关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气，在广西境内全没有了。当西南政务会议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宁时，白健生先生（按，即白崇禧）笑着对他的同僚说：“我们的孔庙早已移作别用了，我们要祀孔，还得造个新孔庙。”⑦在夸赞广西时，胡适没有忘记报广州那一箭之仇，批评陈济棠治下迷信、恋古的反动空气。他也没有忘记表彰广西军阀“剿共”的业绩。最后，他也没有忘记向李宗仁白崇禧进言：“凡不能实心助成国家的统一的，总不免有为敌人所快意的嫌疑”，希望他们适应国难的局面，维护国家的统一。
1月26日，胡适赶到香港，乘船北上，结束了他的第一次南游。在船上，他翻开朋友送的一册《粤讴》，读得颇有兴味，便用学来的广州话，仿《粤讴》写了《黄花岗》一诗：
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话火把唔够亮，睇吓倒大将军。⑧
胡适信仰自由，以为“自由神”可以吓倒大将军。他这回南游的一点风波，在顽固跋扈的武人面前，确也显出自由派新文化人的一点个性和力量。然而，胡适所赞颂的“自由神”来自美国，而他所生活的是武人统治的中国，自由神即使手揸火把，又怎可奈何呢！
①《南游杂忆》“（一）香港”。《南游杂忆》共五节：（一）香港；（二）广州；
（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五）尾声。分别载《独立评论》141、142、145、146号；1935年10月，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本节引述文字，均据《独立评论》。
②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的演讲记录的全文，当时曾登载香港各华文报纸，各地报纸也有转载。1964年2月24日《香港时报》所刊林伯铭作《胡适与香港》一文中，曾抄录胡适这次演讲记录的全文。
③《南游杂忆》“（二）广州”。
④同上。
⑤1935年1月8日，白崇禧、黄旭初致胡适电，云：“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为劳。顷闻文旆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伫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庚印。”今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第267～268页。
⑥中山大学古直、李沧萍、钟应梅三人联名致广东、广西二省当局的两个“真电”（1月11日），后来古直钟应梅二人为李沧萍否认列名而发表的启事，原载1月16日《中山大学日报》。胡适作《南游杂忆》时，把这三篇“很有趣的文字”，都全文抄载在“（二）广州”一节里。
⑦《南游杂忆》“（四）广西的印象”。
⑧黄花岗，在广州东郊白云山麓。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失败后，收集到此役死难烈士72人的遗体，合葬于黄花岗。1918年由华侨捐款建成墓园，即称为黄花岗72烈士墓。当时曾仿纽约自由女神像，在墓后树一自由女神。
第十一部分：新文化余晖“全盘西化”与“充分世界化”（1）
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①很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注意，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西文化的讨论。
2月间，《独立评论》刊出吴景超的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②吴氏把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复古派。他自称折衷派，着重批评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而认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也是折衷派。不久，陈序经先生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也说胡适是折衷派。但他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为胡氏的主张，是与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十教授宣言一样，也“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③
其实胡适对这个问题早有主张。1929年，他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Year…book）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TheCulturalConflictinChina）。在那篇文章里，他使用了两个意义不尽相同的词，一个是Wholesale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可译为“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这两个词意义虽然不尽相同，但胡适的态度却是鲜明的：既反对“抵抗西洋文化”的复古派，也反对“选择折衷”的变相保守论。而现在，吴景超、陈序经两位都说他是折衷派，甚至说他是与十教授同调的折衷论者，他自然有些不服气。于是，便立即回答陈吴两位，表明他对这次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态度。他说：
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④
胡适虽然声明：“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反对折衷论；但他的认识，事实上却倾向于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论。
十多天后，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⑤申说的也是这种反对折衷，却承认自然折衷的历史见解。他相当尖锐地批评十教授的宣言，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那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翻版；“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胡适不赞成十教授宣言的折衷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完全可能给主张祀孔读经的何键陈济棠等顽固势力作烟幕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绝大的保守性（即惰性），无论怎样激烈的变动，“绝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那“中国本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摇的。因此，他的结论说：
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他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总之，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受了这个世界文化的一点皮毛的时候，侈谈“创造”固是大言不惭，而妄谈折衷也是适足为顽固势力添一种时髦的烟幕弹。
他反对妄谈折衷，只是为了反对极端保守的顽固势力。他自己明确主张的仍是历史的自然折衷论，在实质上与折衷论相接近，却与“全盘西化”相矛盾。因此，在这篇文章里，胡适便不再使用“全盘西化”的口号。
这年6月，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⑥便说“全盘西化”确有语病，干脆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建议改用“充分世界化”。他说：
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