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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各阶层的爱国同胞，特别是热血青年，都奔走呼号，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国难，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自称是《独立评论》的“准社员”，也主张抗日。他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⑧胡适却仍坚持他的不抵抗论调，他回答徐炳昶说：
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⑨
胡适在日本侵略者的先进武器面前，极度悲观，国势孱弱，无可奈何。他以为只有妥协求和，才能避免国家更大的损失，一个负责任的政论家必须冷静，不可轻言抵抗。这是他坚持不抵抗主张和幻想国联调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他确乎是冷静的，却也确乎冷到了“木石心肠”的化境啊！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2）
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大举进攻关内，直逼长城以南，平津华北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又只好谈判乞和。这年5月，胡适作《保全华北的重要》一文，继续唱低调，主张暂谋局部的华北停战以“保全华北”，认为中国此时“决无解决的能力，也决无解决的办法”，“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⑩他如此为国民党政府的乞和与不抵抗辩护，以致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过去对胡适执师礼甚恭的态度，写信抗议，并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社。仅此一点，也可见胡适所唱的不抵抗低调，是何等不得人心！
胡适唱不抵抗低调，很不得人心，延宕和贻误抗日救国的责任，自然也不可推卸；但也不可因此就说他是投降卖国。他主张与日本妥协谈判，也是出于一种爱国的责任心，故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复国联的书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满洲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惟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便认为“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说：
此时中国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明白这一点：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
另一处，胡适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决任何悬案”，实现所谓“中日亲善”的欺人之谈的时候，也指出：“任何悬案”，当然应该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这个第一悬案如果无法解决，其他的“任何悬案”即使有解决的方法，也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他还突出强调说：
我们对日本，对世界，决不可回避这个满洲问题。……我们决不可因敌人忌讳而就忽略了这三千万人民所在的失地，让他们去任日本军阀的随意宰割！
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唱低调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同胞，也没有忘记被侵略者占领的我国神圣领土和主权。
到了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发动新的进攻，策动一些亲日派汉奸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阴谋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国民党政府竟指派宋哲元、王揖唐等酝酿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特殊化”的侵略野心。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
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
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
这里，胡适不仅表达了我中华的民族大义，而且也开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了。此后，《独立评论》又接连发表了翁文灏的《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及胡适的《冀察时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都明确反对“华北自治”的阴谋。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胡适和《独立评论》在抗日方针上唱低调，在舆论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铸成了错误；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亲日派，毕竟是一群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①《上海战事的结束》，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出版。
②见《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
日方所提的五项原则，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国驻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长篇声明书，其中第四节又重提这五项原则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决原则，其文如下：
（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
（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
（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
（四）对于满洲各地之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
（五）尊重日本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
③《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出版。
④1932年10月18日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致胡适信，就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五个问题，向胡适提出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唱对日不抵抗低调（3）
⑤分别载《独立评论》第32、34、39号。
⑥《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⑦参看本书第3章第12节。⑧见《独立评论》第46号所载《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胡适后来口述自传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⑩《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参看胡适的《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出版。
其中说：
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52、53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远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载《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出版。这篇文章，举1914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四年复国；1871年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复失地，提出“我们可以等候50年”！其中虽有一点亡而复兴的信心，但毕竟太消极，太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