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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
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⑦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
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
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他原来打算“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颇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走上了正道。他说：
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⑧
这一变，虽然“颇使志摩失望”，但毕竟变得对；否则，《四十自述》会是另一种样子，不成其为自述，也就很难说有史料的价值了。
历史的叙述，只要剪裁得当，描写传神生动，也能得好的效果。即如《四十自述》，在《新月》上登出前3章以后，刘大杰曾写信给胡适，评论说：
第九部分：《新月》人权及其他 1927…1930“传记热”与《四十自述》（2）
《新月》上你那三篇文章，我最爱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那篇给予人的印象是很深的。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⑨
他的看法大致是公允的。好的传记，应该是既具真实性，为读者提供信史；又应该形象、具体、生动、传神，给读者以文学的趣味。现在的这本《四十自述》，其中自然难免有“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也难免有讳饰的笔墨，但基本上还是“谨严的历史叙述”，甚至也不加讳掩地写出了他少年时代曾经打牌、喝酒、逛窑子等恶习。文字也自然流畅，间有生动传神之处。虽然不一定像他自己宣言的那样“赤裸裸的叙述”，却也是大致可信而又可读的一部自传。
胡适从40岁在上海开笔写自述，迁居北平后陆续写了几章，43岁那一年方才与读者见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事情打断，他只写出了赴美留学以前的一段生活。
虽也自成段落，毕竟只是“半部书”，而且是始终没能续完的“半部书”。
①《四十自述》从1930年6月动手，在上海成两章，迁居北平后至1932年9月，陆续写完留学前的一段生活，共6章。都在《新月》杂志上刊载过。1933年6月，作“自序”，9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②《论领袖人才的来源》，原载《独立评论》第12号，1932年8月7日出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题为《领袖人才的来源》。引文见该书1937年4月3版，卷四，第514页。
③《胡适口述自传》，是50年代胡适在美国时，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用英语口述的自传。口述时曾得他的少年朋友唐德刚君的协助；后又由唐氏整理，译为中文，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3月出版。据胡适手拟的口述自传大纲看，这本口述自传只完成原计划的前半，也只是“半部书”。
④《丁文江的传记》，也是胡适逃亡美国时所作，于“1956年3月12日晨三时写完”。共17章，约12万余字。同年11月，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的抽印本；1960年，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缩印本。
⑤胡适曾先后劝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等许多人写自传，参看《四十自述自序》。
⑥参看《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四，第521～522页。
⑦《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原载张孝若编《南通张季直传记附年谱年表》卷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1931年6月3版，卷八，第1087～1091页。
⑧《四十自述自序》，见该书卷首，又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五，第627～628页。
⑨刘文杰1931年2月27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52页。
第十部分：〃独立〃的诤臣 1930…1937“人权”余波（1）
1930年11月底，胡适挈妇将雏，离沪北上，住进新租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寓所。心想，从此离开那因谈人权而引起麻烦的是非之地，然而麻烦却未能完全了结。
胡适离沪之前，中国公学又发生风潮。胡氏本来早于5月获准辞职了，但他推荐的继任者马君武先生，采取萧规曹随的方针，于校事无所变更，故仍为当局所不满。有关方面便运动党人于右任先生出长中公，因即引起风潮。上海市党部为此又在报上发表宣言，极力攻击胡适，并翻出谈人权的老账来清算，其中说：
自胡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不用其极。①
他们咒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说他在中公风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调停，实则是“教唆少数学生重起拥马风潮”，甚至杀气腾腾地宣称国民党人士“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胡适素养好，不怕骂，但看了报纸，虽不忧心忡忡，却毕竟也不得安宁呀。
接着，11月22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又登出立法院长胡汉民在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