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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有时各打五十大板，说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似乎孙陈都成了“实力派”，似乎双方也都是“革命行动”。胡适又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实则还是偏袒陈炯明。后因8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其中有“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的话，胡适便又指责孙中山：
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国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⑥
直至一年之后，胡适仍在说：“因为孙氏要报仇，竟至糜烂了广东，至于今日”，把陈炯明叛乱战争所造成的广东“糜烂”，竟全归罪于孙中山。⑦
孙中山对胡适的袒陈抑孙，自然极为不满。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系统演讲《三民主义》，这年8月1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刊载其《民权主义》第一讲，编者却在同版刊出短文《少谈主义》，并引有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文字。孙中山看了十分气愤，在原报上亲批云：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
批文还“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⑧可见孙中山对胡适两年前的旧事，犹耿耿于怀。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在孙、陈、段之间（2）
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在政治上道义上都彻底破产，他虽乞救于北洋直系军阀，又有胡适的《努力》支持，还是逃不脱失败的命运。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陈，滇桂联军向粤境发动进攻，叛军便迅速土崩瓦解；陈炯明逃出广州。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对这样的大事，胡适的《努力》周报却又只字不提，讳莫如深了。
1924年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是并主持解决时局问题。孙中山于11月离开广州，经上海赴北京，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但这时窃踞了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却提出召集“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1925年1月1日，段祺瑞发表召集“善后会议”的通电，许世英也于1月4日致电胡适，邀请他参加。胡适其实也知道，所谓“善后会议”明明是军阀官僚政客们的一个分赃会，遭到全国工农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对，也引起孙中山先生的极大愤慨。孙先生扶病抵达北京后，病势加重，仍坚持斗争，决定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许多朋友都劝胡适慎重考虑，不要参与。汤尔和致信说：
善后会议……现在到京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乃欲于此中发抒政见，所谓万说不到者是也。浮说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⑨
胡适自己对“善后会议”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但是他“踌躇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又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也看不惯一般人的轻薄论调，故还是决定参加，复许世英一函，云：
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⑩
胡适要试一试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马上引起学术文化界众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董秋芳投书《京报》，指出：
……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底分赃的行径，先生（按，指胡适）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
可是，胡适不听别人劝告，2月1日，居然出席在北京开场的“善后会议”，为段祺瑞政府捧场。会上真是乌烟瘴气，据胡适的学生陈彬和记述：选了复辟党健将做会长；国家财政穷乏如此，会员尚领六百元酬金；等于零的议案，提出来凑热闹；还有一辈犬马遗老党运动恢复清室优待条件。陈氏甚至因此而劝胡适“消极的退出，不必再试了！”胡适迫于清议，不得不宣布退出“善后会议”。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也终于怀着对“善后会议”的极大愤慨，在北京逝世了。
① 孙中山《致国民党员书》，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上册，第441～448页。
② 见《努力》周报第8期“这一周”短评，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171～172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删。
③ 分别见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23日、7月3日、27日、8月3日。
④ 《努力》周报第12期“这一周”短评，1922年7月23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88～189页。台北远东版删。
⑤ 李大钊的信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442页。
⑥ 以上引文均见《努力》周报第16期和18期的“这一周”短评，《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208～210、217页。台北远东版删。
⑦ 《一年半的回顾》，载《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21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6版，卷三，第144页。台北远东版删。
⑧ 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藏（原件），编号（052/107）；转引自蒋永敬《胡适与国民党》一文，见《胡适与现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三版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五册，1925年1月17日。（三版注）
⑩ 同上书，1925年2月1日。（三版注）
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0～302页。
参看1925年2月20日陈彬和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3～314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女师大风潮前后（1）
1924年至1925年间，北京爆发的女师大风潮，是由于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而引起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反对支持杨荫榆的北洋军阀政府，尤其是那位镇压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章士钊。①这就直接间接与胡适有些关系。
章士钊是有名的复古派，与胡适可说是老冤家了。他曾经写过一篇《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适，特别痛恨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中说：吾友胡适之所著文学条例。谓今人当为今人之言。不当为古人之言。……适之日寝馈于古人之言。故其所为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话亦可。今为适之之学者。
乃反乎是。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②
文中骂做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是“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以悻悻的怒骂代替说理，简直失了他自诩“学士大夫”的体面。
那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曾对别人说，章士钊的文章“不值一驳”。后来，胡适在上海碰到章士钊，又当面对他说起“不值一驳”的话。章士钊心里自然很不服气。
1925年2月的一天，胡适到撷英饭馆去吃饭，碰到已经当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饭后，他们便同去对门的一家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并且约定在照片上题诗以作纪念。章士钊写的是一首白话诗：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