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①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 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 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 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 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 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 同注③，第101～102页。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1）
1922年春，胡适筹创《努力》周报。2月呈报立案；3月批准，警察厅的批文要求他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①5月7日，《努力》创刊。从此，胡适便与《新青年》团体正式分手了。
《努力》周报是一个注重谈政治的刊物。创刊号上登着“发刊词”，是胡适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后二节写道：朋友们，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这首歌，反映出《努力》周报对于军阀的“武力”统治仍保持着不满和反抗态度。但是胡适说，《努力》谈政治，仍然“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②最著名的是它提出的“好政府主义”。《努力》第2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篇专谈“好政府主义”的宣言，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有陶行知、李大钊、丁文江等共16人签署。文末即署着这16位“提议人”及其职业，长长的一排名单，多是校长、教授、博士、主任之类人物，颇有一点气派。③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这许多人的主义。
其实，“好政府主义”，原是胡适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适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他说：
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④至于“好政府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胡适当时没有说明。
这年夏天，他到苏州、南京、安庆等地讲演。8月5日，在安庆第一中学首次公开讲“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
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⑤可见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胡适还提出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Instrumentalism），说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显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念。
以后，胡适又在上海、北京等处作过多次关于“好政府主义”的讲演。⑥
双十节前夕，上海的几家报馆约胡适做纪念文章，他因为时间紧，便做了一首诗，题为《双十节的鬼歌》，最后一节写道：
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那时的胡适，脑子里简直充满了“好政府”的念头，所以作报告也讲“好政府”，作诗也讲“好政府”；而且从这诗里看，他那时讲的好政府，确有反对军阀“鸟政府”的积极意义。
《努力》创刊伊始，胡适便打算大力来宣传他的好政府主义。5月11日半夜，他写完《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已经很疲劳了。但他想，这篇文章如果只在《努力》周刊上作一般政论发表，影响决不会大，最好能约一些“好人”加入，作一个公开的宣言发表。于是打电话，第一个同李大钊商谈，商定第二天到蔡元培家里会议；又打电话给陶行知，他也赞成。第二天上午，到蔡宅开会的有李大钊、汤尔和等十来人；后来王宠惠、罗文干也来了。讨论之后，略有修改，大家都赞成，都列名做提议人。于是，《我们的政治主张》便很快由通讯社电传出去，各报都登载出来了。⑦
这篇宣言，提出“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共同目标。又提出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并认为政治改革的惟一下手工夫，“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他们的主张，显然也有反对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所以像李大钊这样的共产党人也签名赞成。然而“好政府”的实质，却是企图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所谓“好人”出来组织内阁，实行从欧美搬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他们的要求，充其量不过是在不触动军阀统治的前提下，作某些政治的改良，反映了他们对于军阀的幻想与妥协。胡适在《一年半的回顾》里，便直认不讳，说“我们当日对于北方政府，确曾抱一点希望”。⑧《努力》周报也再未提“推翻这鸟政府”一类的话了，而且还幻想由军阀政府来“裁兵”，“制宪”，实行“联省自由”，推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不是为盗贼上条陈吗？胡适后来也承认，他们的幻想简直是“与虎谋皮”。不打倒军阀，空谈“好政府”，反而会起到掩盖和粉饰军阀黑暗统治的作用。
历史有时会以喜剧的形式，与人们开一个玩笑。1922年9月，由于军阀派系的矛盾，吴佩孚等支持王宠惠出来组织内阁，署理国务总理，罗文干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他们三人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因此，这届内阁被人称为“好人政府”。但内阁的实权全被直系军阀所操纵，“好人政府”只不过是军阀手里的一种工具与装饰罢了。
第七部分：在歧路上 1919…1926《努力》谈“好政府主义”（2）
“好人政府”仅仅维持了73天。王宠惠等整天忙碌，向外国乞讨借款，主要是给军阀作内战经费，因此引起人民的不满。又因军费分配不均，引起直系内部纠纷，王宠惠自然倾向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给他们提供较多的军费，因而引起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的极大不满。11月18日，倾向“保派”的国会议长吴景濂等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借款合同中有贪污问题，逼使黎元洪下令将罗逮捕，形成轰动一时的“罗案”。吴佩孚便出来干预，将罗释放。曹锟也不罢休，与直系其他军阀发表通电，要求惩办罗文干和王宠惠等人。吴佩孚陷于孤立，只得牺牲车马，与曹锟妥协。王宠惠等人失了后台，被迫于11月29日宣布下台。⑨“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义”声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于提及了。
① 参看胡适1922年2月4日、17日、3月31日日记，见《胡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