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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⑨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⑩ 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6页。¨wén rén shū wū¨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②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
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
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
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大法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
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薄。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