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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詹姆士自己的回答是：“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⑤在这种美国土壤中产生的实用主义，用罗素的话来说，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作为美国式实践的理论概括，实用主义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Categories）移到效果”，⑥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实用主义把“人的问题”引入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领域实现一番大改造，杜威说：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2）
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⑦
这样以“人的问题”取代“哲学家的问题”，抓住了人的实践活动这一中心环节，用实践主体取代了传统哲学中唯理的抽象的认识主体，推动了哲学主体观、实在论、真理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变革，提出了一系列反传统的见解，从而在唯科学主义和现代人文主义之间另辟蹊径，使实用主义哲学显示出一种既注重科学方法，又富于人文精神的特色；在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既崇尚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的文化姿态。因而受到正在奋斗开拓而又遭受异化和文化冲突的美国社会的普遍欢迎。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杜威），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和成效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的哲学。
胡适从杜威专攻实用主义哲学，受这位当代“实验主义领袖”的影响至深。他自己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⑧胡适接受的实用主义影响，主要是在真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文学革命，倡导白话诗文，考证古史和传统小说，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以及政治和生活诸方面，都有重要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⑨而杜威则是对他“有终身影响的学者”，对他一生的文化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
① 据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中国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经常有三百人之多”，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这30多年来，在哥大毕业的有“上万的中国留学生”。陈的讲话曾摘要刊载于1955年2月28日的《文汇报》，该报编者所加的题目是《我控诉杜威这个大骗子》，见《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5辑，第213～218页。
② 《藏晖室札记》卷十二“一○ Adler先生语录”（1916年1月11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20页。
③ 胡适的博士论文“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胡氏自译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见《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六 我之博士论文”，上海亚东版，第1133页）。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英文本），中译名为“先秦名学史”；直至1983年12月，才有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由翻译组多人译，李匡武校。
④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91～92页。
⑤ 詹姆士：《实验主义》（Pragmatism），参看《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二，第109页。
⑥ 詹姆士：《实验主义》，参看《胡适文存》卷二，第95页。
⑦ 杜威：《创造的智慧》（CreativeIntelligence），参看《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70页。
⑧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五，第630页。
⑨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上海亚东版卷首第5页。
第三部分：西乞医国术1910…1917真博士，还是假博士？（1）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一年的学习，加上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学的一部分课程，便达到了当时哥大研究生的规定学分。1916年11月，他考过哲学和哲学史的初级口试和笔试，成绩及格，取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同年8月初，便开始写“博士论文”了。论文题目是：
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lMethodinAncientChina（《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一连写了近九个月才写成，全文约九万字，打印稿多达243页，真是皇皇大文！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他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五个洋教授，一个洋博士。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两个老头，昂昂地坐在当中。①这六位主考，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
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他们的中国学问实在可怜巴巴，对这些人谈先秦名学，简直可以说是对牛弹琴。胡适叽哩咕噜报告了论文要旨之后，他们便七嘴八舌地提问、诘难，问答往复，直考了两个半小时。口试考过，结果是很不理想；②然而七年的留学生活总算结束了。
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正迅猛展开。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得此美差，便匆匆忙忙告别杜威，离开纽约，经温哥华乘船返国，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1919年2月，胡适的博士论文，经过扩充修改，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封面上竟赫赫印着“胡适博士著”五个大字。各种报章杂志上，“胡博士”的头衔更是满天飞。“博士”简直成了胡适的专称，大有非胡适莫属之概！
“胡博士”在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风风火火数十年，谁也没有怀疑过他的博士学位，谁会不相信胡适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后，胡适的博士学位竟引起问题了。1952年，哥大东亚图书馆馆长林顿先生，为庆祝1954年哥大二百周年纪念，着手编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1957年出版，③却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林氏是根据校方正式纪录编纂的，难道这些正式纪录里竟没有胡适论文的纪录？这不就成问题了吗？
后来，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④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个疑问。袁君便托当年在哥大留学的唐德刚先生复查。唐君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大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纪录确是1927而非1917”。于是袁同礼只好将胡适得博士学位的年份同时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过去了。
这两份目录，都是英文的，又专业性很强，流传不广，因而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没有引起外间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彻底清查”过有关文件纪录的唐德刚，曾经“慢慢委婉地”向当年流亡在纽约的胡适透露了这个学位的问题。胡适便也逐渐地向唐君“说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释时，他都免不了“有点苦笑的表情”，并为此“而感到尴尬了”。⑤胡适尽管尴尬，但那时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刚君知情，外人并未与闻，也没有人怀疑胡适是真博士。他仍然顶着博士头衔，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最后飞回台湾省，出掌台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适的“博士问题”公诸于世，引起风波，并大开笔战，是在他逝世15年之后。
1977年，台北《传记文学》连续刊出唐德刚的《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三篇，⑥“之三”题为《七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