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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时谨小慎微，沉默寡言的人，竟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一切都记在心上！
“是的。”我把烟头捻成碎未。“其实李义钧比胡世民死得还冤。胡多少还可以说是自己病死的，而李才是活活让他们整死的。”
“对呀，这不都是我们在监狱里亲眼见的吗？”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人肯定功于心计，我真的要向他讨教了。
“老弟，”他的嘴虽然尖得可笑，但语气却是诚恳的。“还是毛主席说的话对：‘不要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过去，我就是害怕打烂了家里的坛坛罐罐，保我过个平安日子，到头来……”他两手一摊，又重复了一句，“还是成了这副样子！你是聪明人嘛，应该知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挪活，树挪死’呀……”
“哑巴”走近了。他打住话头。迎着“哑巴”走去，和“哑巴”一道挥起放羊的短鞭，把羊一只只地轰起来。
我用马鞭帮他们俩把羊赶到通向山里的路上。分手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和‘哑巴’在一起很好，在这年月，这种人最保险。”
“不见得。”他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哑巴’开口说话的日子也快到了！”
大青马向东，羊群向西，向乌云层层笼罩着的大山走去，沿途撒下许多羊粪。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飘散的一股羊膻气，终于也逐渐地淡薄了。从此，他们和羊群，永远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五部
第四章
我收工回家，把铁锹放到门背后，看见马鞭还挂在墙角，上面已经蒙上了薄薄的尘土。我连钉子一齐将它拽了下来，一撅两段，扔出了大门。
“回来啦？”她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筐鸭蛋，笑着问我。
“回来了。”
“牲口卖了，你舍不得吧？”她把鸭蛋一个个拣到坛子里。坛子里盛着熬好的盐水。
“有什么舍不得的？我连人都舍得！”
屋里暖烘烘的，铁炉盖烧得通红。我把手在炉子上烤热，然后闭起眼睛，将手焐在脸颊上。我感到一阵舒适的晕眩。这就是家，这就是人人都需要的那么一点可怜巴巴的温暖。但人创造了什么，就会被他的创造束缚住。这冬天的炉火，这些坛坛罐罐，这两间小屋，是供我享受的，但我也付出了自由作代价。
“我在给你腌咸鸭蛋哩，你看！”她在我背后说。
“有什么看头！”我睁开眼睛，漠然地瞟了她一眼。
她并不觉得无趣，停了片刻，又笑着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结婚时候买的小鸭子，这会儿都下了这么多蛋了。”
是的。猫也长大了，这时无忧无虑地卧在炉台上。眯着眼睛打呼噜。这只猫就是那天晚上从曹学义胯下钻出来的灰猫！它也和大青马一样，看到过许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人最怕的是人，而不是动物，即使是猛兽。
她低着头，继续往坛子里拣鸭蛋。鸭蛋并不沉下去，悠悠地浮在盐水上，雪白的一层。她用愉快的声调问我：“我听说，南方人都爱吃咸鸭蛋，是不是？”
我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
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眼睛里的光芒暗淡下来。一会儿，她撇了撇嘴，谨慎地嗔怪我说：“我的话，你总忘不了！”
“话是会忘记了，但是事情是很难忘记的！”
说完，我一掀门帘进到里屋，在我的用门板做的书桌旁坐下，拿了一本印着“红卫兵日记”封面的笔记本，摊在面前。
写作的愉快不完全在于与出了什么，而多半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分析、综合、推理、判断，这些大脑的智能活动，就和体育运动一样，并不是非要争取到名次才使人高兴，在身体各部分的活动中就可以享受到发挥活力的快乐。将近二十年，除了“自我检查”、“检讨”、“每周思想汇报”、要求粮食补贴的“报告”和那份要求结婚的申请书，以及代替别人抄的“大批判”文章，我没有正正经经写过什么文字。也许，这就是改造我的手段和我改造的目的？象剥兽皮一样把文化从人身上剥离下来，这个过程对于被剥的人来说虽然很痛苦，但对猎人来说却是必须进行的。但在四个月前，在洪水的危险过去以后，在我又成为正常人以后，我开始拿起笔来。最初几天，笔下非常艰涩，几乎写一个字就要停顿一下，大约古代人刻竹简就是这副模样吧。大脑和手指间的传动器官出了严重的故障，生锈了，而且锈死了。脑子里能想出的，嘴上能说出的语言，怎么也不能流利地变成文字，必须两眼呆呆地一个一个地从空中去寻找。但不久，这条传动器官由于经常运动的结果，渐渐地灵活了，一个一个生疏的字也重新熟悉起来。在没有人能够畅所欲言地交谈的情况下，孤独地写作，成了最能帮助思想的手段。大脑里的一个概念落在笔下，变成了由点、撇、横、竖、捺等等构成的方块字，即刻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存在，不由得使你要去探究它和别的概念的联系，然后把一个一个方块字配搭起来，串连起来。杂乱无章的思想，一霎间理性的灵感，从书中的某一句话产生的认识飞跃，即使是痴人说梦、梦中呓语，都能通过笔梳理得有条不紊、纲目并张。
在视、听、味、触觉的愉快之外，还有一种理智运行的愉快。这欢愉之情并不是因为得出了什么思想结果，而是从视觉所不能透过的地方，从被人生的重负覆盖的深处，看到了只有属于人的理性的闪光。并且，被摒斥于人群之外并不是坏事，而是获得了思想的自由，使理性得到了净化。这种净化了的理性开始时如荧荧磷火，继而不断地增强。它不能开辟道路，但它能照亮前方。
而前方的道路，是更加险恶了。
今天，我无心写什么。与其说是思想混乱，无宁说是在把决心酝酿成熟。我把笔记本又合上，棉袄也不脱就朝炕上一躺。棉祆软和的领子擦在我的面颊。这是她一针一线给我缝制的。正如她颇为得意地说：“你大概二十年都没穿过这么暖和的棉袄了吧！”当然，马缨花曾给我用毯子缝过一条绒裤，但那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遥远得我都怀疑那是不是曾经有过，而现在，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女人善于用一针一线把你缝在她身上，或是把她缝在你身上。穿着它，你自然会想起她在灯下埋着头，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针，小手指挑着线的那种女性特有的姿势。因而那一针一线就缝上了她的温馨、她的柔情、她的性灵。那不是布和棉花包在你身上，而是她暖烘烘的小手在拥抱着你。
“生活难道仅仅是吃羊肉吗？”可是，吃，毕竟还是重要的，尤其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农场每人每月只配给一两食用油。每到月初，何丽芳就会骂道：“X他妈！咱们打油光拿个眼药水瓶子就行了。每次炒菜的时候，往锅里按那么一滴……”而香久把她自己的一两油也省给我。她单另把油熬熟，撒上葱花，在每顿饭的面条里给我碗里调上一点。她从来不吃油，只在给我调油的匙子上舔一下。然而这种粗俗的动作表现了她对我的疼爱与关怀。她是必须把她的爱情表示出来，让你明白无误地知道她付出了多少，知道她爱情的重量与程度的女人。农场分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肉，她也从来不吃，总是啃骨头。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爱情对我是个压力，是个负担，可是她却这样宽慰我：“我不吃肉，不吃油也长得挺壮，你不看，我现在还胖了吗？”她叫我捏她的胳膊。“听人说，男人比女人消耗大。你蹲过劳改队，还不知道？”
是的，六○年在劳改队死的，多半是男人。
总之，我和她结婚以后，过去单身汉的习惯突然被掐断了，续接上家庭生活的习惯。确切地说，家庭生活的习惯就是她给我培养出来的习惯。再往深里说，就早我生活的一切都要仰仗她了；我被她宠坏了。这暖和和棉袄，洗得干干净净的内衣，这被子，这褥子，床单，这炕。这房里的一切，哪怕那洁白如玉的雪花膏瓶子，那用廉价的花布做的窗帘，都出自她的手，但又构成了我的生活内容。她按照她的家庭观念完全自主地创造了这个小家庭，把我置于其中，我也适应了它，成了它的一部分。要摆脱它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首先要摆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