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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说：“我看她比东海强！”不知不觉间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立场，赵燕竟为田恬辩护起来。
我们得上床干那件事，这谁都明白。所以说我们的相互妥协有很强的实用主义成分。
我和赵燕分别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去太原开第六届“青春诗会”，结束后去北京看望东海。当时东海在北京的一家金融期刊打工。我到北京以前，赵燕已经在东海那里了。她是随一个电视剧组进京拍戏的。我和赵燕在东海的宿舍里不期而遇，为此东海招来了他的一大帮狐朋狗友。俗话说：小别胜过新婚，何况有意外的惊喜。无论怎样无礼，我们还是坚持把东海赶出了他的宿舍，在一片狼藉之中插上了房门。赵燕问我：“我有田恬性感吗？”你就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的回答是：“漂亮当然包括性感啦！”继交换彼此的立场之后我们又交换了几种姿势。然后是妙不可言的高潮。我们疲惫地分开。如果说我们仍然紧贴在一起，是因为东海的单人床太窄了。我们又开始争辩，彼此都知道至少在一两个小时内不会需要对方。一小时以后呢？那就很难说了。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们拼命争吵、刺激对方只是为了互相提醒：不要睡过去。最后一次我怎么也无法完成它。天快亮了，窗户发白，我很着急，赵燕还在一个劲地催促。她困顿不堪，想马上就睡。要是此刻她把我掀下来，可就惨了。我的思想也变得非常迟钝，脑子里光有一些零星的名字，可她们的身体拒绝呈现。还有她们那淫荡的怪癖、撩拨人心的技艺。我一路默念下去，好像神汉念叨着那些亡魂。终于，在王玉和田恬之间我激动了。在她们之间，或者从王玉开始到田恬结束。
第一夜
王玉站在门边，比想象中的要黑，也许是穿着那条黑裙子吧？她上身穿一件黑背心，露出两侧的裸肩，随东海进到屋里来。东海一头扎到布帘后面去了。他匆匆进出了两回，拿什么东西，后来好半天没有出来。我向王玉解释杨真的病情，她很有礼貌地问了更多的情况。后来我就问她一路上是否辛苦？交谈时我一面观察她，主要还是在询问我自己的记忆（或想象）。她与那个传说中的王玉有哪些不同呢？
的确是有些不同之处的，但不是和我的想象比较──她就在我的眼前，使我毫无想象的余地。我是说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姑娘，特别是和无所不在的许城姑娘相比，她的特色马上就显露出来了。她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南方、边疆，神奇的岩溶和众多的民族。她使我联想起植物。久居城市的人往往有某种自然崇拜的心理，特别是念过几天书的人。于是在和王玉的交谈中我不掺杂了几分好奇和欣赏。她像土人那样不可思议地害羞起来。
明亮的疤痕（3）
等东海忙完我们来到桌边吃饭，我客气地问：“饿坏了吧？”王玉不好意思地说她不饿，接着脸又红了。她说他们已经在外面吃过一点了，不过她“还可以再吃一点”。我和东海讨论起火车误点的事来，他有些心不在焉，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也是的，火车晚点有什么可讨论的？他们不是已经顺利抵达了吗？
东海吃得很快，话不多，也顾不得招呼客人。他的注意力完全被布帘吸引住了。也难怪，让他焦心的事也真够多的。给杨真换完药后还得喂她吃饭──她的一条胳膊肿得已无法弯曲。喂完人后还得喂猫。那猫现在可是杨真唯一的伙伴了，她疼它就如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黄黄受到委屈。这件事东海是不敢怠慢的。他俩（杨真和她的猫）吃喝以后还得大小便，这自然也是东海分内的事。
由于主人愁眉不展，饭桌上的气氛沉闷起来。老保姆垂手而立，如惊弓之鸟。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猫尿的酸臭。另外这里面还有某种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使我坐立不安。饭吃好了，坐的椅子向后撤。王玉去水池旁洗了脸，完了问毛巾挂在哪里？我就对她说：“你不住这儿。我那儿地方大，你跟我去演武二村。”王玉就又将毛巾牙刷香波等一套东西放回塑料袋。我起身背上王玉的背包，对东海说：“那我们就过去了。”
东海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竭力挽留王玉，坚持说他家里好住，比我那里方便。可我们还是坚持走了。
我和王玉来到外面，就像从监狱中逃脱出来一样感到非常的自由。由于自由的晚风、自由的夏夜、自由的街道和灯光，我感到我们比初见面时亲近了许多。我推着车，和她并肩走在马路上。虽说我可以骑车带上她，可我们中并没有人提出来。我们就这么走着，一直走到了我的住处。飞逝的五十分钟里，我反复体会自己的心情：多么的坦然和放松。由于朱浩的存在，我和朱浩的渊源关系，王玉和我之间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她不过是朋友的女人，我要好好地对待她。
你知道，离婚以后我还从来没有以如此放松的心情对待过一个女人。我总是抱着明显的目的，而那卑劣的目的又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要么我就拒绝与任何女人交往，要么我就无端地紧张。我几乎都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可能了。回到演武二村，我把我的苦衷告诉了王玉。丝毫也没有挑逗的意思，我只是为自己刚刚获得的最佳状态而兴奋。要是把这种轻松的状态运用到别的女孩身上，那一定是会大获成功的。我发现了自己极大的潜力。
我和王玉的话题自然涉及朱浩，而且主要就是朱浩。王玉这次去济南似乎不太顺利，两个人似乎有点不欢而散的意思。我问：“本来不是说好两人一块儿来的吗？”王玉说她也不知道，朱浩临时变了卦，说不来了。他倒是主张王玉先别急着回南宁。朱浩让她一个人来见我，让我领着她在许城转转、散散心。我听了一愣，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散散心的地步了？
“说是让我来找你，又不给我你的地址。最后几天他人整个不见了，搬到办公室里去住了。他们厂的大门我又进不去，这才给东海发了一份电报──他的地址还是三年前在南宁时给我留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把那个黑裙女的笑话讲给王玉听，她又说：“我虽然给东海发的电报，心里想着的还是你来接。我们不是没有见过面吗？所以就署了个黑裙女。”
后来我们分别洗了澡。王玉换上睡裙、拖鞋从卫生间里出来。我们席地而坐，又谈了一会儿。对待王玉我就像对待一个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要不是考虑到她旅途劳顿，照例是应该聊一个通宵的。考虑到她是一个女人，我就适可而止了。我把自己的床让给王玉睡（这属于我的待客之道），那里的条件比另一个房间里的另一张床要好一些。我整理出一套较好的卧具（包括枕头、席子和线毯）送过去，自己用挑拣后剩下的。电风扇和电蚊香都给了王玉，我用折扇和冒烟的蚊香。对待王玉一如对待我的朋友朱浩，虽然他们的关系看来已经了结了。
这是第一夜。
1987年
那是一趟西宁始发的过路夜车。我们的两张硬卧车票中有一张是下铺，于是就坐下来先喝啤酒。当时已近十点，火车正穿过西部若干荒凉的地区，窗外一片漆黑──贴近车窗可以看见自己的面孔。夏天日长，太阳其实刚落不久，可车厢里已是一片鼾声鼻息了。我和朱浩是从兰州上的车。我们上来以前很多人都在睡觉，车过兰州的时候甚至都没有醒。当火车再次移动起来车厢内很快就恢复了安静。这与登上混乱的始发车的情形是不同的。我和朱浩坐在黑暗中，慢慢习惯了周围的环境。
一周以前我们有一个机会在兰州相聚──一家私人书店的老板异想天开要编一本实验诗集，拉了我和朱浩及上海、广东的一些诗人去给他拟定名单。结果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选。大家正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当地宣传部门的一个指示否定了整个计划，最终解决了问题。
在兰州时人来人往，我和朱浩没有交谈的机会。此刻我们单独相处时却感到了寂静的障碍。要谈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有些是很重要的。在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都结了婚，作为情况，至少也得互相通报一下呀？除了婚姻还有另外一些感受，也许是更为重要和不可忽略的。我们喝着啤酒、撕扯烧鸡，准备着开场。打着饱嗝，放松的身体也渐渐下滑。如果我们错过这次机会，就此一别恐怕又是几年。
茶几对面的下铺上也坐着两人。他们是从西宁上的车，对环境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