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Gaco）的《雪鹅》（Snow Goose）以及其他许多引人注目的大制作上。
制片商们浪费无数的时间争执片名，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哪个片名能带来最高的票房。我们就“切分”（Syn一copation）这个名字做调查时，发现有43％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宗教吗？”调查这部电影的“公众渗透”时，我们发现直到电影开始发行，四个观众中仍有三个没听说过它。它的曝光时机太晚，所以无法充分实现票房潜力。
只有四分之一的观众每周会去看电影。一开始我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休闲时间都忙着听收音机、看书、玩牌，或者拜访朋友，结果证明我错了。我们发现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做，而常去看电影的人同时也读很多书，还听收音机，更有活跃的社交活动。至于我自己，为了与电影市场发展保持同步，一个礼拜必须去看三到四场电影。辞了那份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了。
通过从票房号召力的角度衡量电影明星的受欢迎程度，我计算出每个明星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多大贡献，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户应该支付哪位明星多少片酬。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斯宝瑟·崔西（Spencer Tracy）。米基·朗尼（Micky Rooney），还有嘉里·库柏（GaryCooper）的价值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格丽泰·嘉宝（Greta Garbo）、玛丽莲·迪翠切（MarleneDietrich）这些人的四倍。
每两个月我都会做一些走势图，显示每个明星受欢迎度的上升或下降。一般人都认为人们去看电影是为了看片中的异性明星，但是我证明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男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男明星，男性观众最欢迎的13位明星都是男的。女人去看电影的时候，认同剧中的女明星。只有海蒂·拉玛（He打Lamers）以及少数几位性感偶像受男性欢迎的程度比女性高。男孩子想看男孩明星，老妇人想看老妇人明星，世故的人想看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和劳伦斯·奥利佛（Lau－rence Olivier）而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则认为和他们同一类型的明星——阿伯特（Abbott）、科斯特隆（Gostello）、贝蒂·葛瑞宝（Betty Grable）、乔治·罗福特（George Raft）等等最理想。我发明了一个在宴会上玩的游戏，要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写下六位最喜欢的明星，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收入情况，以及家乡在哪儿。因为人们总会把票投给最像他们自己的明星。
大明星们都相信如果自己一年在一部以上的电影中露面，观众就会厌倦他们。我证明这是个谬论：一年只拍一部电影的明星，他们的受欢迎度平均下滑17个百分点，而一年拍三部片子的明星，受欢迎度则平均上升九个百分点。我发现有些明星对票房有负面影响：如果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驱走的买票者比他们吸引来的还多。这张名单包括一些在演艺圈里最有名的名字，并且毁了他们的前程。我把它称为“票房毒药”名单，并列为最高机密。这些人的个性令制片人们眩惑，但是观众对他们反应冷漠。
当时，电影工业围着明星们转，因此明星的经纪人对制片厂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权力最大的是朱利斯·斯汀（Jules．Stein）医生，他以前曾做过眼科医生。他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调查结果透露了许多新的信息，于是就请我吃中饭，想挖出更多消息。当我告诉他他代理的明星拉娜·透纳（Lana Turner）在我们票房价值稽核中的价值有所提高时，他连歉都不道就跑去为特纳交涉新合约。我只好自己付账。
我父亲常说，遇到最喜欢的作家是个错误。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里爵士（Sir James Barrie）一起吃饭，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位作家竟是那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小人。我发现与最喜欢的明星见面也同样地错误。有一天我跟查尔斯·罗弗顿（Charles Laughton）在他种满晚樱的花园中喝茶，结果发现他是个讨厌的自大狂。我遇到过的每一位明星几乎都有同样的病症。毫无疑问，当这些大明星还是德斯莫依内斯（Des Monies）的冷饮小贩或怀俄明（Wyoming）的牛仔时，他们的个性一定非常朴实可爱，可惜成名之后，金钱与世故就钻进了他们的脑子。我见过的明星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对天主教的虔诚使她保持谦逊，另外一个是哈伯·马克斯。哈伯话很少，但是笑声又响又多。在他家客厅的桌上，我看到一张罗斯福的照片，上面题着“你的朋友赠”。哈柏的竖琴教师住在纽约，用长途电话教他弹琴。有一次哈柏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观众像疯了一样地欢呼，但是好几分钟过去了，哈伯仍未出来谢幕。原来他跑到了观众席后面，在带头鼓掌呢。
在洛杉矶我碰到了一些比电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贝尔曼（Sam Behrman），那时正在帮嘉里·库柏写《牛仔与美女》（The Cowboy and the Lady）的剧本；N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任伦敦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总监；梭顿·魏尔德（ThorntO wilder），他对艾德斯·赫肯黎（Aldous Huxley）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师，而哈克斯利则像大主教一样。还有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他说服我给了他一份机密的调查结果，结果马上披露给新闻界。我不喜欢戈德文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片厂大亨——路易斯·梅耶（Louts B．Mayer）、大卫·塞尔兹尼克、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哈利·华纳（Harry Warner）、沃尔特·旺格（Walter Wanger）、杰克·科恩（JockCohn），还有法兰克·弗里曼（Frank Y．Freeman）——也都开始对我们公司的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成了我们的客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他让我们做调查就好像别人买杂货一样。一次与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罗伯特·斯蒂文森讨论剧情时，塞尔兹尼克打电话来要我做一项调查以解决他们对“简爱”（Jane Eyre）这个片名的争执。“算了吧！”我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你怎么做，《简爱》这部片子一定会失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调查研究来替代有创造性的判断。”
塞尔兹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签约明星，比其他所有制片厂加起来还要多。他问我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们怎么使用我们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其他客户处于危难中，对他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梅耶不是塞尔兹尼克那样的创意天才，但是他对于把握大众口味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本能。
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盖洛普博士更好的老板了。他对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他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我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我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Saul Rae），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illustrated）总编辑的杰克·提比（Jack Tibby）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尔·里杰特（Bill Lfogate）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Alfred Max）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要我为盖洛普给我的教育付学费，我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他还教我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黄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