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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观情势将一切外国援助转化为外国控制的工具，并将一切需要这种援助以挽回其日见减少的生存机会的国家推向一种选择：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对臣属种族的统治”，要么迅速沦入无政府的衰亡。
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多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
强调这个半被遗忘的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义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三部序言
《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年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
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出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作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理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出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简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已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
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义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前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难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的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分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