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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拉，这位最热爱民众的人，最先使工人脱离这种冷漠心态。但是，在他那篇著名的控告共和国的文章里，他也是最先背离了精确描述政治事实的原则，顺从了暴民的激情，提出那个吓唬人的“秘密罗马国”的话题。这件事情克列孟梭是很勉强地提起的，而饶勒斯却很热心。佐拉的真正成绩从他的小册子里很难看出，这就是他坚定无畏的勇气，用一生和著作使民众走向“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地步，他挺身而出，挑战、战斗，最后征服群众，但他像克列孟梭一样，一直很难把群众中的民众和暴民区分开来。“人生来就是要反抗最强大的君主，拒绝向他们低头，但是很少有人生来为了反抗多数人，在误入歧途的群众面前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对疯狂举动，要他说‘是’时他敢于说‘不’。这个人就是佐拉！”
《我控诉》刚刚发表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正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纠正德雷富斯案的判决。但是只过了五天，三十二名社会会主义者政府官员出面声明，“阶级敌人”德雷富斯的命运同他们无关。这项声明背后有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的大批成员支持。尽管这支队伍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观点分裂，但这个党派仍有足够的德雷富斯派成员。阻止了反犹主义联盟控制街头。有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会议甚至称反犹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反动”。然而在几个月后，当国会举行选择时，饶勒斯落选了，未几，战争部长卡凡涅克（Jean…Baptiste Cavaignac）在内阁发表谈话，攻击德雷富斯，声称军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议员们投票表决将他的谈话在巴黎公开张贴，只有两票反对。同年十月，巴黎发生大罢工，德国驻法大使孟斯特（Münster）准确而自信地向柏林报告说，“至于广大民众，他们根本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罢工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只有这件事才能使他们斗争到底。至于德雷富斯案件，他们从未在脑子里想过。”那么，德雷富斯的支持者是谁？那热心倾向佐拉的《我控诉》、虔诚地跟从克列孟梭撰写的社论的三十万法国人是些什么人？是谁最后成功地使法国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家庭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答案是：他们既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同质团体。应该承认，他们吸收了社会的下层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他们之中比较多的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的混合体。例如佐拉和贝圭（Charles Péquy），饶勒斯和皮卡特，这些人紧接着就会分道扬镳。 “他们来自毫无共同点的各个党派和宗教团体，甚至还互相冲突。……这些人互不相识。他们争斗过，有时还会再争斗。可别误以为这些人都是法国民主的“菁英人物”。”
假如克列孟梭当时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只有追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法国民众，那么他后来的事业就不会落入宿命的骄傲。他在德雷富斯事件上的经历使他对民众产生了绝望，使他蔑视人类，最后他相信唯有他才能拯救共和国。他不能再屈耸向暴民的古怪行为喝采。因此，一旦他将暴民等同于民众，他确实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迫使自己走上那条使他后来更为突显的冷酷和超然的道路。
法国民众的每一个家庭都明显地发生了分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工党的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其余的党派，以及国会中的不同集团，在重审案件风波之初就顽固地反对德雷富斯。但是这一切只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选民的真正观点，社会主义者同样也不统一，却赢得了几乎所有各部分的民众。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一个少数派，响应克列孟梭关于正义的呼吁，这些各不同质的少数派组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他们同军队及其支持与共谋的腐败的共和国斗争，这是从1897年底到190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间法国国内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场斗争完全是在国会之外进行的。在那个所谓的代表大会里，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带有劳工或资产阶级色彩，在1898年时，竟然只有两名议员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饶勒斯未能重新当选。
围绕着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仅表现在暴民的行为必定沿着国会外的路线，而且全体少数派成员为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时，同样不得不被限制在内阁之外从事战斗。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利用了街头，一个利用了报纸和法庭。换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国会。即使国会几次投票支持军队、反对重审案件，也无法改变这个结论。值得记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当国会的观点开始转变时，国防部长格里菲（G．A．A．Galliffet）才能够忠实地宣布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绪。另一方面，投票反对重审也不能看作是认可耶稣会和某些激烈的反犹分子试图在军队的协助下发起政变的政策。而应该说，这归因于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企图的抵制。事实上，内阁也同样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抵制军方一教士专政。
那些国会议员懂得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与利益所在，自然急于维持现状，因为现状维系着他们的“志业”与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众同样要求他们的代表照顾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竞选宣传中，提及这个案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反犹主义，那么德雷富斯派当然就毫无指望了。从事实来看，在竞选期间，他们早已从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然而，连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愿将这个政治问题拖进竞选活动。的确，饶勒斯正是坚持将它当作自己的竞选纲领，所以失去了议员位子。
如果说，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争取了各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审案件，那么天主教徒们的行为则是一种阻力；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意见分歧。耶稣会在操纵贵族阶级和参谋总部时所做的事情，圣母会在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也做了，它的舆论喉舌《十字架》在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杂志中发行量最大。这两个教派都围绕犹太人间题鼓噪反对共和国。它们都表白自己是军队和国家的维护者，反对“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是，更触目的是，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态度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报纸，它们团结一致反对德雷富斯。“所有这些报纸都在上级的指挥下不断地往前走。”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国反对犹太人的活动遵循着一条国际路线。《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称，应该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国家中驱逐犹太人。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犹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机会。如果英国从法国手里抢去埃及一事应该责怪犹太人的话，那么，英美联盟运动当然起因于“罗斯希尔德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在法国，一旦那桩特殊事件降下帷幕，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国公众舆论也转向了，因为害怕这件事会造成对世界博览会的联合抵制，这时，要想阻止反犹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奥八世（Pope Leo XlII）会面一次就可以了。即使在美国，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别热心，1897年以后，在天主教报纸上也可以发觉反犹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然而在同利奥八世会面之后，这种情绪在一夜之间平息下来。天主教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工具的“伟大策略”流产了。
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