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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义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因素在二十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一是对犹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对共和国本身、对议会、对国家机器的怀疑。公众的大部分当然会想到后一点。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受到了犹太人和银行力量的影响。直到我们当今时代，“反德雷富斯派”这个词仍可用于识别一切反共和主义、反民主、反犹主义的名称。几年前，它仍包含众多意义，例如“法兰西行动”组织的专制主义，道利奥特的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德亚特（Marcel Déat）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但是，第三共和国的垮台不是因为这匙人数很少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缘故。相反。虽然有些吊诡，但在第三共和国垮台时，反倒是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影响甚微之时。使法国没落的事实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德雷富斯派”，无人相信在共和国里还能维护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最后，共和国像熟透的水果一样落进了旧日反德溜富斯派集团（这个集团历来构成共和国军队的核心）的口袋。此时法国很少有敌人，但也几乎没有朋友。贝当集团也不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这一点在它盲目坚持四十年前的旧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德国精明地通过边界线破坏了法国的整个经济时，法国维希政府的领导人还在修补过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张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国更加残破不堪。他们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积极迅速地引进了反犹主义立法，并且一向吹嘘无需从德国进口反犹主义，他们统治犹太人的法律要点与德意志帝国的法律不同。他们鼓动天主教教士反对犹太人，这只证明了教士们不仅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反犹分子。相反，正是维希政府想再次拉进政权机构的这些主教们，对屠杀犹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审判，而是整个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一线光明。正如伯尔那诺于1931年所指出的；“德雷富斯事件已经属于那个悲剧时代，这个时代当然不会因上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结束。这个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点，在肆无忌惮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腾之中，留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心灵和铁石心肠。”当然，这一事件的真正后果并非是在法国才见到，然而，法国为何在纳粹入侵时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
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
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
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
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
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
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中就获得不下六十万法郎的预支。然而，过早支付这种预付款，使贷款难以进行，股东们口袋里就损失了六十万法郎。这场丑恶骗局使雷纳克走上绝路。不堪赫兹勒索之扰，他终于自杀了。
但是，他在自杀前不久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结果本来也同法国犹太人无甚关系。他向反犹主义日报《自由论坛》（Libre Parole）的埃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递交了一份受贿议员名单，即所谓“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报纸在向外界披露时必须隐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论坛》发行量达三十万份。它小心谨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纳克奉赠的这次最佳良机。有罪之人的名单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几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针毡。整个反犹主义新闻界和反犹主义运动就随着德鲁芒这张报纸的发迹而最终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出现在第三共和国。
用德鲁芒的话来说，巴拿马丑闻使隐藏的事物显形了，它揭发了两件事。第一，它揭发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变成了商人。第二，它显示出私人企业（此案中的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中间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最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国家机器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犹太人全是新来者。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国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竞争对手贝莱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