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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没有任何挑动便实施打击，它的受害者即使从压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无辜的。这就是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全部恐怖都对准了犹太人，即针对和他们的具体行为无关的的共同性格。苏俄的情况更混乱，但不幸事实却很明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制度不像纳粹，它在理论上从不承认可以对无辜的人民实施恐怖，尽管根据某些实践来看，这种说法好象很虚伪，但是这毕竟有区别。另一方面，俄国的实践在某种范围内比德国更“先进”：任意实施的恐怖甚至不局限于种族差异，当一些旧阶级类别早已被遗弃之后，遂使俄国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变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们在此不讨论恐怖统治的最终结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本书只讨论选择受害者时的任意性，在这一点上，关键在于他们在客观上是无辜的，无论有没有做，他们都可能被选中当作受害者。
初看起来，这一点好象是对旧有的代罪羔羊的说法迟来的证实，而且事实上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确实显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征：他在客观比绝对是无辜的，因为无论他有无行为，都与他的命运无关。
因此，这就诱使我们回到一种自动解除受害者责任的解释：这足以说明一种现象，即正是被恐怖机器抓攫的个人完全无辜，以及他们绝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有力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绪。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后一刻才发展成纯粹的政府形式。为了建立一个极权政权，恐怖必定表现为执行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必须赢得许多人的坚持，那怕这批人只占少数，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犹太人在成为现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一种必须说服和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无法任意选择受害者。换言之，如果一种公然的伪说，例如“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它可以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的内容，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揭露那种伪说。当然，这并非要制造一些解释，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历史事实；伪说为人们所相信。这个事实比（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种伪说的情形更重要。
因此，代罪羔羊的说法仍是主要的企图之一，旨在回避反犹主义的严重性，以及犹太人被驱赶到事件的风暴中心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eternal antisemitism）的对立信条，据此，仇视犹太人只不过是对历史仅赋予或多或少之机会的正常的、自然的反应。突发事件无需特别解释，因为它们是一个永恒问题的自然结果。这一信条之为专业的反犹分子所信奉是当然的；它为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场证明。假如人类不停地屠杀犹太人已有两干多年历史是事实的话，那么屠杀犹太人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职业，仇视犹太人也就无需争执地被合理化了。
这种解释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方面，即永恒的反犹主义，许多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甚至更多的犹太人都接受了此说。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论变得危险与混乱。在两种情况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义的基础；正如反犹主义者明显希望逃避他们行为的责任一样，受攻击而处于防守地位的犹太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讨论他们那一部分的责任。然而，在犹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辩解的逃避倾向都基于更重要的、较不理性的各种动机的基础之上。
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Jewish assimilation）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价值的世俗化和消失。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犹太人同时受到来自外部物质消灭和来自内部精神解体的威胁。在此情形下，关注自己生存的犹太人会以一种奇怪的、绝望的错误解释，附会一种安慰式的观念，认为反犹主义毕竟可能成为一种使犹太人保持结合的手段，因此，永恒的反犹主义的假设更能暗含对犹太人生存的永恒保证。这种迷信是在世俗化地拙劣摹仿内在于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和救世主愿望的永恒观念，而事实又强化了这种迷信，即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经历了基督教的敌视，这确实是使犹太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能维持的有力因子。犹太人将现代反基督教的反犹主义误解为旧日宗教上的仇视犹太人——而由于他们被同化，更使这一切在无知状态下同基督教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擦肩而过。面对基督教衰弱的明显着征兆，他们因此会天真无知地想象，这是一种中世纪（所谓“黑暗时代”）的复兴。无论他们对以往历史的无知还是误解，都部分地造成了他们对眼前事实上前所未有的危险作出致命的低估。但是同样必须记住，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是由犹太历史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未曾有过政府，未曾有过国家，也未曾有过一种正式语言之民族的历史。犹太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划，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它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
从最终使犹太人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的灾难来看，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的话题比以住更具危险性。今天，它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更轻易地赦免仇视犹太人的罪恶。反犹主义远非那种使犹太民族获得生存的神秘保证，而是清楚地揭示成为种族灭绝的威胁。然而这种反犹主义的解释就像代罪羔羊论一样，并基于类似的原因，并未遭到现实的驳斥。毕竟它以不同的论点、并且同样顽固地强调了那种完全的、非人道的无辜，惊人地指出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的特征，因此好象得到了事件的证实。它甚至比代罪羔羊论更有利，它或多或少地回答了那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在所有的人中间，为什么独独是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仅此问题的回答便是：永恒的敌视。
非常明显，唯一两种尝试解释反犹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的说法，否定犹太人的一切责任，并且拒绝以特定的历史出发来讨论问题。根据这种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根本否定，这些说法很像那种用任意的恐怖手段取消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的现代政府形式及实践。犹太人在种族灭绝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多少符合这些对犹太人为何遭仇视的解释：无论他们做或未做什么事，无论他们是恶还是善，情况都将如此。再者，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无情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
这一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共同点本身并不显示历史真理，尽管它们显示了这种观点的“时代”性质，解释了它们为何在大众似乎如此合理。历史学家的关心只是出于它们本身是其历史的一部分，并出现在其追寻史实过程中。他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这些共同点的说服力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小心处理那些宣称解释总体历史潮流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因为上一个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意识形态，似乎都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无非都在竭力逃避史学家的责任。
古代的柏拉图在同诡辩学派（Sophist）的论争中发现，他们的“普遍手法是用论辩来迷惑思维”（《斐德若篇》（Phaedrus）261），与真理无关，但是旨在产生一些本性上不断变化的观点，而它们只有“在一致时，并且在维持一致时”才有效。（《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172）。他还发现在世间真理的不确定性，因为“信念来自意见（opinion），而非来自真理”（《斐德若篇》260）。古代与现代的诡辩论者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古代人满足于牺牲真理而取得辩论的短暂胜利，而现代人则以牺牲现实去换取长久的胜利。换言之，一个摧毁人类思想的尊严，而另一个则摧毁人类行动的尊严。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