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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瓶梅词话》 文章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章培恒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作者认为：“《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因为它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文中观点，认为是对《金瓶梅》的“溢美”。
1983年9月
《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 文章原刊于台湾《中外文学》1983年9月号，郑培凯撰。
文章不同意台湾魏子云的“政治讽谏说”。作者就《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所引刘邦、项羽故事和酒色财气“四贪词”论述说，这“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借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覆辙”。只要我们对通俗文学传统稍作探索，就会发现，所谓的“政治讽喻说”，“只不过是重蹈《红楼梦》研究早期索隐派的覆辙，架筑空中楼阁，徒使后学者惑于假象，甚至误入歧途”。说明了人们对《金瓶梅》第一回的不同见解。
1984年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本文发表于《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宁宗一撰。后收入《金瓶梅研究》一书。
论文较早从小说美学的角度对《金瓶梅》作者所体现的小说新观念作了探索，认为其新贡献是：“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趋向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在艺术上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由于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也“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并对作品中的“以丑为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等问题，均作了认真的阐述，有较强的说服力。
《诸城丘家与金瓶梅》 文章发表于《中华文史论坛》1984年第三辑，马泰来撰。该文考证了丘志充和《金瓶梅》间的关系。作者列举大量例证，说明丘志充曾有《金瓶梅》和《玉娇丽（李）》的抄本，其来源颇值得探讨。他的儿子丘石常和同县丁耀亢至交友好，这就提示了《玉娇丽（李）》和《续金瓶梅》间的关系。所谓的“万历庚戌本”并未存在于世。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作者较有启迪。
1985年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一期，朱德熙撰。
文章从考察汉语方言里的反复问句入手，认为存在着“VP不VP”和“可VP”两种类型，它们互相排斥，不共存于同一种方言。作者选择了《金瓶梅》中的19个具体语例，说明它运用的反复问句是“VP不VP”型的。而属于“可VP型”的反复问句极少，仅有18例，有3例是“VP不VP”和“可VP”的混合形式，见于小说第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回中，可以不计，其余15例里有12例集中在第五十三至五十六回里。而这几回恰恰是他人增补的。这就说明《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南方人的补作。本文从语言上提供新的证据，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尤其是对力主小说作者是山东人之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孙逊、陈诏撰。作者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是中下层文人，特别是书会人才，而绝非上层“大名士”、大官僚手笔的观点。其理由是：（一）从小说所撰回目看，作者的文字功夫粗疏，俚俗；（二）从所题诗词看，作者的文学修养不高，至多是一位粗通文墨，处于社会下层的落魄文人所作；（三）从所写的人物、场面看，作者的生活经历“属于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无疑在数量上占据着压倒的优势”，而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层的大名士或大官僚，是较难洞悉和熟知他们的。更何况，小说塑造得最为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恰恰又是中下层的人物。这些“内证”，正如作者所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发现”。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 文章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李时久撰。文章不同意《金瓶梅》创作中的“民间艺人集体创作说”。其理由如下：（一）认为《金瓶梅》是“词话”，实系误解，和今存元明说唱“词话”如成化十六种说唱词话和《大唐秦王词话》等都不同；（二）现在尚未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在《金瓶梅》一书出现之前，它的故事曾经在社会上流传与演唱过；（三）小说的行文粗疏重复之处，不足为怪。因为它系文人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同时，创作时间仓促等，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故而认定它是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或曰处女作而已。此外，作者尚申述了对著作时代的看法等等。
《金瓶梅研究综述》 张兵、周珉（章舟）撰。本文刊于《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稿》“首次文摘”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金瓶梅〉研究》一书。文章对“五四”至1984年7月底为止的国内《金瓶梅》研究概况，从“作者”（包括成书时间）及“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等两个方面作了言简意赅的叙述。将6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分成“30年代”、“50年代”和“近年来”三个阶段分别作了概括介绍。作者材料颇为丰富，论述亦较允当，堪称全国第一篇涉及《金瓶梅》研究的综合性历史文章，颇令广大研究者重视。
《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 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1985年第10期，包遵信撰。
作者将《金瓶梅》与《十日谈》相比较，认为前者是“色情的温床”，而后者是“爱情的土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十日谈》对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破灭了天国迷梦的虚幻，而《金瓶梅》暴露了禁欲主义的虚伪，展现的是人伦的丧落，光明的无望。”该文不同意把《金瓶梅》视作是一部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和具有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特征的小说，指出“那是把日落西山的一抹晚霞当做东方欲晓的晨曦”，宣称《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恐怕只能归入三流”。这篇文章之观点，在研究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者们在此基础上提出“封建说”，但不同者特多。
1986年
《金瓶梅抄本的流传付刻与作者问题新探》 本文发表于《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陈毓罴撰。作者依据现有历史资料，耙梳整理，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大致可以判断为一流的人物，熟悉民间说唱和戏曲小说，做过门客和坐馆先生，对地主豪绅和官僚的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小说基本成书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四月以前（下限）”。署名为“欣欣子”的序和“东吴弄珠客”的序，都是冯梦龙所作，其“兰陵笑笑生”的署名，亦为冯梦龙杜撰。书中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大抵为冯梦龙所补。上述看法颇具启迪意义，尤其是冯梦龙与《金瓶梅》的关系，在广大研究者中引起了高度重视。
《金瓶梅中杭州一带用语考》 文章发表于《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张惠英撰。1985年第4期《中国语文》上，刊载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明《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引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
本文则是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杭州一带的用语作进一步的考察，作者列举《金瓶梅》中的用具的名称，如凉簟、凉床、拣妆、瓯子、地平、丁香儿；食物的名称，如乌菱、枇杷、沧螺、黄芽菲、老酒、鲫鱼；一般用语，如耍子、驮、坐草、鸣咂、已定、子尾、儿尾等词汇，以证明小说的用语较多的是采用了杭州一带的方俗用语。这对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新的语言资料，亦引起了有关学者专家的非常重视。
《金瓶梅原是评话说》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陈辽撰。作者认定《金瓶梅词话》是一部“评话”，它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评话艺人的口头创作，但在不断演出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后由“兰陵笑笑生”加以记录、整理、加工、润色和再创造。“兰陵笑笑生”是一位有相当文化水平但道德教养并不高的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