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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问题，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这组对句分析“行藏”，兼及“用舍”。因为行藏在自己，用舍由形势。孔子说急（汲）于行会跌到，迟迟（需）于行则会停滞不前。这与不“行”一样。为藏而藏（一于藏），行动迟缓；坚决深藏而不出的是懒人。他们都是无所谓藏不藏的。孔子拎出的这四种人都不是他所认同的。因为他们的“行藏”是没有思想性的，他们既不是“功名中人”（建立功业），也非“泉石间人”（抱道归隐）。而孔子的行藏观是后来孟子所概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就是被任用；“穷”就是被舍弃。因此孔子说的行藏都是有理想道德支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藏。这组对句从反面拎出一般的行藏作对照。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孔子的“用舍行藏”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他说自己在诗书流连中，通过“穷理观化”和亲身到“用舍之交”的实践中体会，这样才有所心得，故可以自处自慰；孔子说不仅要身自实践，还要传播这些观念，自己在周游列国与日常周旋中给弟子稍作指点和为他们做表率，但都没有引起关注，没有同学者，只能自思自叹。现在颜回与我彼此会心，相对忘言，还能有所质疑，互相启发。真是足以相互慰勉啊。“中比”主要讲“行用舍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端了。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比”是结语。“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文中的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提比”、“出题”中的“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这种对仗没有华彩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的。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1）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少侯（毓筠）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最后说：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做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被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像风流才子一般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ND064运的弟子，王对杨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王的《缃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先是跟着王ND064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是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结果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就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同时他还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遂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