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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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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说皇帝
说士节
说科举
说八股文
附：八股文释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ND064运和杨度
大儒杜甫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说韦小宝
说“大哥”
说游侠
说江湖
说暴民
说招安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说民命
数字化与量化“管理”
闲话聂绀弩与马三立
人是怎么变得无趣的
从卡斯特罗读报谈起
说“摩洛哥综合症”
说“不确定性”
说窝里斗
破梦者如是说
后记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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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这几年来零散随笔的一个选集，编辑成三个部分。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这一编说的大致上就是皇帝（皇权）与文士的关系。在皇权阴影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智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早期的儒家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甚至幻想老百姓的意愿可以与天命统一起来，这是董仲舒、程朱等人所不敢想的。然而预防和限制皇权的机制终究没有发展起来，随着治统和道统的合而为一，中国传统政治更陷入了一片绝望，直到清末民初，才露出一条缝的希望。清代儒生，每下愈况，再无往昔气象，如人们所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这一编可以看作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补充。游民想成为韦小宝，娇妻成群、富贵不尽，还有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是向往；挣扎于江湖，辗转于沟壑，这才是现实；当然也有揭竿而起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其主心骨大多是游民。但游民造反，最初的目的是求生，然后才是做官发财，造反不过是无权者向有权者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所谓替天行道、“杀了鸟皇帝，自立新皇帝”，更多地是属于文人们的心思和主意。至于江湖，不仅是游民奋斗的空间，而且也是个蓄水池，城镇破产的工商业者往往积聚于此。传统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形成市民社会，却产生了它的一个替代物，这就是江湖。
当代武侠小说的侠客多出于幻想，而古代的游侠却是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由于各种原因，一些人自愿地充当社会良心，承担社会道义，敢于向主流社会的法律和舆论挑战。它不是走投无路者的归宿，而是不受物质生活困扰的人们奢侈性的追求。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珍爱生命是现代社会的主题，可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民命贱于蝼蚁。儒家讲“仁”，讲“温良恭俭让”，有爱惜生命的理论；然而人们经历的却多是暴政与酷刑。暴政与酷刑培育了暴民，形成了暴力的接力和历史的轮回。于是才有了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还要在文化与制度上作许多思考。
说父母官（1）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父母官”是个官场的习用语，常常活跃在现实生活及以现实题材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我不知道别人的反应如何，我听了这个就要不舒服好半天。都什么时代了，还张口“父母官”，闭口“父母官”的，且不说革命传统，就是从现代社会的视角来看，公务员是纳税人花钱雇来的公仆啊，怎么成了高踞在老百姓之上的“父母”呐？当然，有时候这样称呼不过是个玩笑，但这个玩笑里确实包含了人们头脑中官尊民卑的思想。
一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国家是从家族、宗族、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国家是同构的。周代大宗的宗子也就是周天子，同时也是天下姬姓的“大家长”。下面的诸侯、大夫、士，都是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出去的，底层的臣民也多是同宗同族，因此统治者（当时称之为“君子”）不仅是管理平民百姓的“牧守”，而且也是照顾他们的“父母”。《诗经·南山有台》就有“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
周代以后的宗法结构有所变迁，但视百姓为“子民”、官吏是老百姓父母的思想没有多大变化。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又带有掩饰压迫剥削的用意。把赤裸裸的压迫剥削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
到了宋代，朝廷逐渐重视地方的亲民官吏，州县官吏是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催粮征税都是要通过他们的手实现的。州县官吏的形象既然很被当局重视，老百姓眼中什么最亲呢？自然是父母，那么称州县地方官为父母官就是很自然的了。北宋诗人王禹NB041被贬作地方官以后，关心百姓疾苦，百姓也很爱戴他。他有诗写道：“万家呼父母，百里抚茕嫠（指孤儿寡妇）。”并在诗下自注说：“民间多呼县令为父母官。”可见这种称呼在北宋初就已经存在了。然而这种称呼的固定是在明代，清代王士ND236在《池北偶谈》中说：“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旧也。”
不仅老百姓这样称呼，就是在外做大官的，回到家乡，地位自然比本县县太爷高得多，一般县太爷要到府上拜望。但高官见了本县知县也要称他为“老父母”。历史记载明初永乐时顺天府的府尹陈某（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为人正直，官声很好，有一次他冲了太子的驾，太子到永乐皇帝那里告状。皇帝只说了一句“他是我的父母官”，再无下文。
州县官吏是基层的亲民官吏，其素质就很重要。可是清代自开国不久（康熙十三年）就实行捐纳制度（实际上就是卖官，不过是由国家卖，明码标价，所得钱入国库），县官也在可捐纳之列。这是很糟糕的。其实皇帝也明白，道光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中层官员，他的日记出版后名《道咸宦海见闻录》，其中写到他外放山西道台，道光皇帝接见时对他说：“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尽管理解，但还是不肯废除卖官制度，这是金钱在作怪，老百姓的命运不在考虑之内。另外，举人多次会试不中，通过“大挑”（一种选官程序）也可能做知县。最理直气壮做知县的是进士。这些进士多是名次较后，或名次虽靠前但年龄较大，再入翰林做庶吉士（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有些不当，所以或者留在京城做个小京官，或者外放做知县。京官较舒服，外官则可以发财。
清代官多位置少，这种现象到了清末更为严重。一个知县通过吏部分到省里，在省城等个一年半载候补是常事。如果是进士分到省里则无须候补，优先安排。因为进士是“天子门生”，做知县是皇帝分配来的，又称为“钦点知县”，谁敢怠慢！那时三年一次进士考试，每榜多者二三百人，出京做知县者也就几十人，摊到每个省里多者三四个，少者一两个，也好安排。
清代的父母官有什么职责呢？古代“职责”、“权力”概念分不太清，知县的职责也就是他的权力。知县又称“百里侯”，一个县大约不止百平方里，就是说知县在他所管辖的县境内有无上权力，仿佛古代封疆百里的诸侯一样。对于“子民”，县官无事不可管，这正像父母一样，儿女的一切都可以管。明代有个《红裤》的故事，说坐轿出行的知县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街头游荡，风吹起他的长衫，露出红绫裤子，县官怒其奢侈，叫衙役责打十板，当衙役打了他五板以后，这人突然跳了起来，争辩说：“我的裤子上半截是麻布接的。”当然这是笑话，但从中可见知县的权力和权威。
中国古代发展观念不强，因此地方官也就没有发展工业、促进流通、招商引资的任务。清代知县所做的事情，在我们今人看来，就是当今地方官每天都要应付的“日常工作”。例如春天劝耕催种，秋日催粮收税。宋代的苏东坡就有诗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发大水了，要领导人民救灾；天旱了，还要督促民众抗旱。发生饥荒，要报告上司和朝廷，请求开仓放赈，并动员本地有钱人解囊相助，千万别饿死人，也别造成饥民流亡。唐代诗人韦应物反思自己做地方官的失职处，有诗云：“身多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