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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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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莱茵河回来后，在巴尔桑夫人那里过了几天晴朗的日子。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笑容可掬但心里却焦虑不安的人。
我们住在纳瓦尔的亨利王在伊夫里战役前住过一夜的那个古堡里。华莱士夫人和她的几个儿子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里。她的丈夫是内阁部长。她正在等他到这里来。不久她接到他的来电，说他不能来了，至于何以不能来，以后再告诉她云云。
别的危险征兆也不断传来。人们都深感不安。甚至可爱的厄尔山谷的阳光，也失去了柔和的光线。在这种不安的气氛中，我要作画也是一件难事。我决定在8月26日回国，因为在国内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她。我路过巴黎时，请乔治将军同进午餐。
席间他把法德军队的数字全部都提出来，并按质量把这些师分为几等加以比较。这使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忍不住说：〃那你们占优势啊！〃他回答道：〃德国军队很强，我们决不能先发制人。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们两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回到英国后，当晚我住在恰特韦尔家里。第二天我请艾恩赛德将军来和我呆在一起。他刚从波兰回来，他提供了有关波兰军队极有利的报导。他看过一师人在炮兵实弹射击配合下进行攻击演习，结果略有死伤。波兰的士气极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们力图估量这个不可知的局势。就在这个时候，我砌完了我的住宅的厨房的砖墙，这座住宅在去年就开始盖起来，准备在以后几年我全家居住在这里。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电报后，于8月30日经敦刻尔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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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英国的有组织的德国纳粹党员，已知的有二万人。
按照他们在别的友好国家中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总是首先进行破坏和暗杀。我在当时并没有官方的保护，我也无意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我觉得我相当受人注目，必须防备万一。我有许多情报使我深信希特勒认为我是一个敌人。以前当过伦敦警察厅侦探的汤普森巡官现在已经退休。我请他带着手枪来我这里住。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武器，倒还是好好的。于是，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就警戒。这样就不会有人可以乘虚而入。在这时候，我知道如果战争一旦发生谁还会怀疑这个呢？一个重大的担子，必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来的。
第二十二章 战争
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入阁9月2日的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重新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关于海军事务的知识1914年和1939年的对照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的威胁空袭的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战时内阁的组织张伯伦先生的最初选择一个老一辈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6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或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①
①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采。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也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