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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很快发现，在中欧，很难进行无风险偷盗，因为警察制度无懈可击。各国边境岗哨林立，看管有方，休想越雷池一步，而我又缺乏联络手段，很难见势不妙就溜之大吉，何况我一身法国人气质，更容易显山露水。我还注意到，我的同胞在国外行乞行窃者寥寥无几。于是我决定返回法国，重操小偷旧业，也许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巴黎。但我仍然向往继续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活，沿途且偷且盗，收获不论多少，何乐而不为。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选择了法国。我对法国毕竟知根知底，可以放心地进行偷盗活动，集中一切注意力，确保万无一失；就像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一块绝无仅有的材料。此时，我约二十四五岁光景。为了追逐精神冒险，我宁可牺牲远走四方的计划和光芒四射的光彩。我当时做出的选择理由并不明确，也许因为今天我要将它落成文字时，其中的原因才昭然若揭。我想，我需要刨根问底，需要钻探发掘语言的宝藏。只有进入语言的宝库，我的思想才能自由飞翔。也许我愿意用母语出人头地。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印度或巴西，不可能向我提供像法国那样丰富多彩的语言材料。的确，偷盗——以及随之而来的铁窗监禁和小偷职业的耻辱——已经成了一种公然存在的行业，成了一种有价值的艺术品和精神产品。必须借助语言，借助我的母语才能功成名就，才能对比研究用母语写成的法律条文。在国外，我好赖算得上是一名熟练的小偷，但我用法语思维，就得承认自己是外国人中的法国人，此外没有别的可能。在我自己的国家当小偷，使用失主——他们与我是同语同胞——的语言，我就可以成为国偷，也就可以证实我是名副其实的国偷。这就使得我这个小偷有幸脱颖而出，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这样一来，我又变成了法国人中的外国人了。
中欧地区政局混乱，可能造成了社会不安，迫使各国完善警察机制，提高办案水平。我说的自然是警察快速破案问题。一名罪犯，可能因为有人告密，在作案之前就登记在案了，但当地警察显然不如我们法国警察精细。有一次，我从阿尔巴尼亚进入南斯拉夫国境，有奥地利人安东做伴，通过海关时我出示了护照，所谓护照其实不过是一本法国军人证，只是我在里面夹了四页奥地利护照的空白签证（由安东提供），其中一页盖有塞尔维亚领事馆的签证用章。在火车上，在街道上，在旅馆里，我已经多次向南斯拉夫宪兵出示过这本古怪的证件，他们居然都放行了。有签证，有印章，他们就信以为真了。后来我被抓了起来——因为向安东开了一枪——警察竟把证件还给了我。
我爱法兰西吗？我当时头上一直戴着法兰西的光环。驻贝尔格莱德的法国武官曾多次要把我引渡回国——这是违反国际法规定的——南斯拉夫警方来了个折中处理：警方负责把我押送到与法国毗连的意大利边界上。我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横穿了整个南斯拉夫。我因此结识了不少罪犯，有的脾气火暴，有的阴险狡诈。破口大骂的语言粗野之极，不失为世界一流的下流话。
“我舔上帝他妈的屁股！”
“我贴他娘的墙！”
没过几分钟，他们哈哈大笑，露出满口白牙。当时南斯拉夫的国王是一个年仅12岁（一说15岁）的翩翩少年，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就是皮埃尔二世，其肖像画印上了邮票，也挂在所有监狱的看守室和警察局办公室里。流氓、窃贼怒气冲天，一股脑儿往这小孩头上撒泼。他们骂骂咧咧。他们牢骚满腹。这些坏人声嘶力竭的恶毒咒骂，就像对残酷无情的情人公开发泄兽性，他们把国王骂作婊子。我来到意大利边境的苏撒克监狱时——我已经辗转领教了十来个监狱，每个监狱只呆了几夜——被关进了一间大牢房，里面关押了不下20人。我与拉戴·佩里斯一见如故。这是一个克罗地亚人，因偷盗被判了2年监禁。我有一件大衣，他想沾点光，就让我睡在他身边的地铺上。他有褐色的皮肤，健美的形体。他穿着蓝色工装裤，洗得褪了色，当胸有一个大口袋，他喜欢把双手插进口袋里。我在苏撒克监狱只呆了两夜，但我已恋上了拉戴。
监狱外面没有高墙，但有一条壕沟与大路隔开，我们牢房的窗户就开向壕沟。开始是警察后来是海关人员把我押送到边境，让我进入意大利国界，我在冰天雪地里翻山越岭，连夜赶到的里雅斯特。我在法国领事馆的门厅里偷了件外套，立刻出手卖掉了。我用这笔钱买了10米长的绳子，一把钢锯，沿着皮耶迪卡公路回到了南斯拉夫。我乘一辆车子返回苏撒克监狱，已是夜深人静时刻。我从路上打了声口哨。拉戴立即出现在窗口上，我很容易就把整套工具递给了他。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但他拒绝冒险越狱，其实这次行动易如反掌。我一直等到黎明，最终未能说服他。没办法，我打着寒战，再次登上山路，我很伤心，这个彪形大汉宁可稳蹲监狱，也不肯跟我到处冒险。我翻过了意大利边境，回到的里雅斯特，接着去了威尼斯，尔后去了巴勒莫，在那里又被抓进了监狱。回忆使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有趣的细节。我进入巴勒莫监狱的牢房时，已经关在里面的罪犯问我：
“王妃玉体安康吧？”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
早上院子里放风，有人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原来说的是国王的儿媳妇皮埃蒙太子妃的健康，但我对此的确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弄明白了，太子妃怀孕了，凡王室生孩子必有大赦，如何赦免则必须由孩子的性别来定。意大利监狱的房客们竟然和宫廷的权贵们操着同样的心。
人家把我押送到奥地利边境释放了，我在维拉茨附近翻越边界。拉戴幸好没同我一起逃跑。但他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陪伴我浪迹中欧各国。他不仅和我一起走路，陪伴我睡觉，就是在我当机立断时，我也要无愧于我在他心目中树立的勇敢形象。又一个倾国倾城、体貌具佳的美男子给了我显示勇气的机会。
我反复列举事实，纵横交错，山重水复——但我并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它们在时空中受到什么限制——尽管对事实进行了推陈出新的说明，但我至今未能找到开启事实的钥匙，也未能通过事实找到开启我自己的钥匙。一张巴罗克式的古怪图案提示了我，我得重提某些往事，也算是弥补一下疏漏，以对它们——我生命表层轨迹最原始的脉络——绚丽多彩的情结表示重视。如果说法兰西是艺术家或艺术家式的激情长河，有种种承上启下的艺术细胞神经元，而我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串兴奋的浪花，我至今说不出最初的发端。犹如要用一根带钩的长蒿把一个溺水者从水荡里救出来，我为我的童年肉体感到痛苦，真的可以用鱼叉来寻找尸体吗？我在原野中跋涉，在麦浪中，在冷杉棺木下，发现了一些溺水者，我对死者举行了非现实的葬礼。难道我可以说，这就是过去？或者说，这就是未来？一切已成定局，直到我死了，在一块是非的大浮冰上，我为历历往事浑身战栗：一个狂欢之夜，有一个彪形大汉自告奋勇要做我的老公（我发现他的欲望就是我的哆嗦）；在茫茫夜色中，从一个沙丘看到阿拉伯游击队正向法国将军们投降；我的手背搁到一个大兵的裤裆开口上，战士则用讥讽的眼光看着我的手；在比亚里茨两栋房屋之间我突然看见大海；我从听告罪神功的神甫那里蹑手蹑脚逃脱，惊慌失措，并非害怕被再抓回去，却担心成了自由的猎物；在外籍军团，我骑在一个金发大兵的大屁股上，他沿着墙根把我驮出20米远；我似乎不是英俊的足球运动员，也不是运动员的脚，也不是他脚上的球鞋，而是圆滚滚的足球。我摇身一变成了开场“第一球”，开球以后我又不是球了，产生了飞脚踢球的意念；在大牢房里，素昧平生的小偷们竟然亲切地叫我的大名；光脚穿着凉鞋，在茫茫雪地上星夜跋涉，翻越奥地利边境，但我仍然毫不泄气，只是独自思忖，应该用这痛苦的经历丰富我人生的壮丽，切不可把这段光阴和余生变成一堆堆废渣。我要化痛苦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