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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在传统史家笔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道昏君之多，可说是空前绝后。然而与其
说这是皇室品质恶化的结果，毋宁说是反映了这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面对如此长
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
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
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要是当中有何差错，一
定有负咎的人在。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期间，其坏人则为曹操。即钱穆先生——可
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也仍然没有宽恕曹
操的篡窃。其理由不难理解：在君主专制时代，自然法规总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
果君主称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与智慧。但事实上，
下层的详情无法得知。而在广大的国土内，很多相冲突的利害也不见得可以调和。
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龙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仲裁者，他所期待
于读书明理之百官的，不过是一种带强迫的信仰，要是他们都保持着自我抑制和对
人谦让的信条，那么不怕任何冲突不得解决，也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不能排除。曹操
的罪过，不仅在于他以粗蛮的办法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井且在于他公开道说，有意
凿穿众所公信的神话。据说他曾称：“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所称文王
即为西伯，他虽拥有广大的地区仍继续向商君称臣，待他的儿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
代之。当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曹丕也不再耽搁，立即贯彻父志宣布魏
朝的成立，而强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于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
45年之后司马家如法炮制。司马昭有了皇帝的权威而无其名目，儿子司马炎则取魏
而代之，国号为晋。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从实际眼光看来，我
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
上基础，则不容辩驳。中国古代因为技术上的困难，在管理千百万生灵的时候不得
不假借遗传的帝统，代表社会价值的总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
都像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骂了。在中国的戏曲里，曹操的面谱全
部涂白，状如墙壁，以显示其谲诈，只有眼角稍沾墨笔，表现着他机警应变的能力。
从脸谱论人物
中国的戏曲始于唐，而取得市井间娱乐的地位则于宋，其衍变而为今日之“京
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
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
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
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
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
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戏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极端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
物吕蒙。此人无疑是在战场上计害关公，而将他的头颅交与曹操邀功的吴将，其脸
谱也将其个性夸大的表现，即与实际的面貌相违，也无伤大雅。吕蒙初为纯粹武人，
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只因为上级督促，他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读书。可是
如此一来，书中文句使他神往，这从他手不释卷，在极短时间之内，在理智上有了
截然不同的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惊异着此人从不学无术的武人，一变而为
有心计的战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的脸谱上以蝴蝶式的设计
陪衬着两只灵活的眼睛，表征着一个复杂人格内心的机动力。很显然的吕蒙之所特
有，是为关羽之所独无。
这样的轶闻琐事虽有趣，读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学
家区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办法。这也就
是说，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
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
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
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
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
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
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
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
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
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
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
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
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
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
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
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
“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
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
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
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
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
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
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
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
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
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
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
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
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
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
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
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
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
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
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